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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公眾是指公共關系的主體成員面臨共同問題、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社會群體[。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F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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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許偉.我國當代政府信任的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摘要：自從分稅制模式實施后，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于是我國擴大內需，推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迅速擴張，擴大自己的融資規模。然而這種現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各地政府實施不同的項目，導致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風險嚴重。鑒于此，對政府財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政府財務風險的對策。
關鍵詞：政府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對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導致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政府支出的責任變更非常頻繁，但是沒有相應的財力作為支撐。2008年，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4萬億政策，結合中央政府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融資。大規模的融資導致債務隱性化，債務風險非常嚴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防范各類風險。在風險防控中，政府的債務風險防控是重點，從而有效地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
1.政府財權事權與支出責任不符。自從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稅種劃分成中央稅種和地方稅種。地方的事權不斷增多，導致地方性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資金。地方政府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每年都要融資，產生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強化房地產調控的影響，在轉移支付環節中存在各類問題，不能結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求。在增量調節環節，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增加，但是財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體制內的收入不能彌補財政支出，導致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增加，他們只能通過舉債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
2.政府融資不夠規范。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產生非常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但是資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在融資環節中產生盲目性和隨意性。政府的融資運作效率不高，融資的成本非常高，導致政府投資效率不佳。在融資平臺建設中，資金不足。政府會通過各類方式補充資金，通過挪用年度預算等方式，甚至出現虛假注資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關的管理體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資平臺的建設沒有相關的監督措施加以輔助，采用多頭管理的方式。融資監督機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缺乏法律和公眾的監督，導致商業腐敗的產生。
3.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不完善，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政府性債務，但是債務管理機構尚不完善。債務資金使用不夠規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不能納入到預算管理環節，債務資金不能充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務資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進行全方位的預算管理。政府債務領域的信息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不能及時地回報給人大常委，信息不公開，導致地方性債務的口徑不能完全的納入到預算管理系統中。債務管理的法制建設比較落后，不能結合債務管理建立法律體系。盡管我國制定了《預算法》等，對政府的舉債行為加以約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投資還是越來越多，已經超過政府的財力。
1.提升思想認識，強化債務管理。政府應強化風險認識，防止債務風險擴散為經濟風險，要正確地認識債務風險問題，縱觀大局，做到未雨綢繆。政府應樹立憂患意識，認識到抵御債務風險的緊迫性，也要認識到政府舉債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確保償債有序。強化底線意識，底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線思維的應用，其與風險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要在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高警惕。將國家法律作為“紅線”，做好風險的防范準備工作。政府還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識，杜絕違法違規的舉債行為。有些政府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法治意識比較弱，對于一些懲戒視而不見。因此，政府應樹立法治意識，規范舉債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充分了解政府職能的權限，掌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市場這只無形手的資源配置作用。
2.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債務規模。結合權、責和利相統一的原則，各地區的財權和事權應得到明確，制定財權事權調整機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財權和事權清單，從而提升政府對于財權和事權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完善相關的改革協同配套方案，提升轉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進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債務監督考核問責制度。對考核的方法進行改進，抓住基礎和發展的根基，充分發揮潛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完善政府債務考核和問責制度，建立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債務監督制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監管工作，有效地杜絕違法違規操作，強化責任人制度。對政府債券資金進行全面管理，明確責任主體和財務主體。提升債務信息的透明度，通過政府政務網站的方式，對債務限額明確，建立債務限額報告制度。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對預算情況進行分析。
3.提升政府債務風險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小組，發揮其職能。對政府債務的借、用和還階段進行監督，進行債務管理工作的指導，對于債務風險要實時掌握。當風險發生后，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完善政府債務的預算管理工作，分別對政府債務收入、支出、付息和還本進行預算，防止超預算舉債的發生。各地的人大應發揮審議作用，充分履行監督職能。提升風險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債務管理中，隱性債務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債務管理中，要對各類風險進行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有些政府債務風險防范能力比較差，風險防控機制比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能力，抓住風險產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債務風險是重大風險的類型之一，因此，我國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財務風險，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同時，政府應提升債務風險的化解能力，樹立危機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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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政府績效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程度的影響，對我國現階段的政府工作進行分析，希望能夠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關鍵詞：政府績效；
政府信任；
城市居民。
而政府代理公眾行使行政權利，并通過履行相應的職能獲得相關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上，一旦政府無法滿足公眾的期望，就會出現信任危機，從而導致兩者之間原有的和諧關系破裂，甚至威脅到社會和國家的穩定。
政府績效視角，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表現進行評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確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經濟總體形勢、政策執行等多方面的影響。在國外的研究中，將公眾不信任政府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費嚴重、政策執行錯誤等原因。
政府績效是影響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關鍵所在。政府績效主要的參考標準是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過程中的行政結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對政府在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的管理能力進行研究[1]。政府的績效是政府執政能力的表現，主要分為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個方面。從理論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對政府工作的順利運作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城市居民中，首先城市居民將政府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城市居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相對較高，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評價相對較低。雖然城市居民對中央政府的評價略低，這也體現出地方政府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和影響，表明了城市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理性。其次政府的績效能夠有效提升政府的信任程度，通過政府決策的透明性、依法治國的執行力度、貧富差距的改善情況、社會治安的管理情況，都會對政府信任程度有所加分。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需求明顯對政府績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結束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多種民生問題，由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執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到國家和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有效措施提升政府績效，為國家轉型提供必要的助力和保證，確保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參考文獻：
政府業績評價與傳統政府部門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體現了時代發展對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評價作為政府業績管理的重要機制，能夠有效地進行外部平衡，彌補傳統政府自我評價的缺陷，在促進我國服務型政府變革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從西方國家實施第三者評價的經驗來看，第三者是指與被評價對象和服務對象獨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評價對象(第一者)、被服務對象(第二者)沒有行政所屬關系和利益關系，也被稱為獨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國家，政府業績第三者的評價多由一些專業的非政府組織(ngo)作為評價機構。這些非政府組織可以保證第三者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要求。
從實踐層面看，中國政府業績的傳統評價模式以內部進行的自我評價為主，成為運動員和裁判員，評價過程關閉，評價效果差，影響政府的信賴力。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賴力，有助于完善政府業績監督機制。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重視政府業績評價，從西方參考經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政府業績評價的理論研究，至今為止。
止，基于我國具體情況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有了十幾年的實踐經驗。在這一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因此，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實際問題，分析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未來發展趨勢，能夠有助于豐富相關理論，引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更好地發展。
第三方評估與傳統的政府自我評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觀性以及獨立性，還具有公正性和專業性等優勢，能夠有力改變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傳統局面，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第三方評估在實踐過程中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獨立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應該得到保障的就是“獨立性”。然而在我國，由于相關法制尚不健全，對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夠明確，因此在實踐過程中，第三方在評估政府績效時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預，缺乏獨立性。這樣的情況容易造成評估結果失真、評估結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無法保障，評估結果容易遭受質疑，從而喪失第三方評估的意義和作用。
（二）權威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權威性主要依托于評估機構的“專業性”。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主要由部分高?；蛞恍┥虡I評估機構承擔，這些評估機構的專業性達標與否還得由“官方”說了算。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評估獨立性和權威性的“諾斯悖論”：想要獲得獨立性就必須具有權威性，想要具有權威性就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認可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喪失獨立性。
（三）專業性問題。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起步較晚，到現在為止也只不過積累了短短十幾年的實踐經驗，與二戰前就開始有實踐經驗的一些西方國家相比，在專業性程度上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機構的資格設置還缺乏一個相對完善的標準，因此各個機構的專業化水平良莠不一，專業人才不足，在評估指標設計、量化分析以及評估結果運用等方面都還存在各種問題。
（四）硬件設施與技術保障問題。
與商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相比，這個問題在高校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更為嚴重。現在已經是信息時代，在評估過程中運用智能終端設備能夠有效提高評估效率、提高評估準確性。然而在許多實踐中，硬件設施與相關技術得不到保障，評估過程中依然只能采用傳統的評估方式，費時又費力。
（五）評估結果的反饋與應用問題。
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發現政府在工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現象。一些政府機構對第三方評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第三方評估只是“走過場”，抱著這種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對第三方評估結果的反饋和應用，這樣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評估的結果淪為“花瓶”。
（一）評估機構更加具有獨立性、權威性和專業性。
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第三方評估人才的不斷培養，未來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將更加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同時對于第三方評估機構資格的設置標準也在不斷完善，有利于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將朝著更加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二）商業性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增多。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商業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與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強獨立性、設備與技術保障更完善等優點。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可能會朝著商業性的方向發展，或是以高校與商業性第三方評估機構合作的方式來開展針對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
（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引入與運用。
隨著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的不斷發展，評估結果的運用成效也日益顯現，政府對于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越來越重視，第三方評估正在逐漸有力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未來，依托于更加先進的信息技術，第三方評估的過程能夠變得更加透明、公正公平和公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也能夠更加全面、具體。在有授權的情況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平臺公開，供廣大科研工作者進行學術研究和使用，也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和媒體通過這些公開的評估結果數據對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根據問題分析和未來發展趨勢分析，要更好地發展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緊扣國情、借鑒國外。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起步較晚，因此可以借鑒許多國外已有的理論或經驗，在緊扣我國國情的基礎之上進行實踐，不斷進行理論豐富和創新，最終形成與我國實際情況更加符合的、具有我國特色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理論，能夠從實踐層面上更好地指導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發展。
（二）做好法制保障、制度建設與監督工作。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與管理制度，能夠有效提升第三方評估機構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建立健全的對第三方法評估機構的監管制度、準入機制、行業標準，才能夠有利于我國第三方評估機構健康、長久地發展。
（三）推進相關技術運用與開發。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相關科學技術的成熟與運用是一個行業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已有的實踐基礎上，還應該大力推進與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相關的技術開發與運用。例如智能輔助評估終端、評估數據和結果信息的網絡化管理等等，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評估效率和科學性的技術。
綜上所述，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在我國的實踐中依然還存在一些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總的發展趨勢是好的，是在不斷向前的。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開始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機制、開始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作用、開始公開和反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與數據。未來，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一定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為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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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國已經開始認識到政府部門服務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多種方式不斷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然而，在進行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也需要注重以人為本的理念。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在應用以人為本理念的過程中，依然存在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思想認識方面存在不足。
為了更好地在政府績效管理過程中應用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對相關理念有著深入認識，充分挖掘以人為本理念的內涵。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思想認識還存在不足：首先，很多政府部門依然沒有認識到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重要性，認為績效管理體系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而且還浪費人力物力，對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并無益處。其次，我國受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影響嚴重，導致很多政府部門并沒有重視以人為本理念，在進行政府部門辦公的過程中，依然采取高高在上的態度，導致民眾投訴政府部門工作態度的事件頻繁發生。最后，很多政府部門在進行績效管理的過程中，過分地重視自身的利益，如果以人為本理念沒有觸及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那么工作人員并不重視以人為本理念的普及和應用，從而導致政府績效管理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瓶頸。
2、政府績效管理無法體現人文關懷。
目前，雖然很多政府部門為了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在進行績效管理過程中，將以人為本的理念應用其中，但是卻僅僅停留在表面，沒有更好地體現人文關懷。主要表現在：第一，很多政府部門為了更好地應用以人為本理念進行績效管理，在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時，往往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強制要求民眾對其工作水平進行認可，導致考核數據不準確，考核不公正的現象發生，無法更好地體現績效考核的公平、公正、公開理念。第二，很多政府部門將績效管理流于表面，雖然對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但是考核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內定的，因此無法更好地提高工作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無法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
3、加重政府或民眾的負擔。
在政府績效考核的過程中加入以人為本的理念，如果應用不合理很可能會造成政府或者民眾負擔的情況出現：第一，目前，我國很多政府部門都是非營利性的組織，政府本身在推動績效管理或者以人為本理念落實的過程中動力不足，如果強制使用以人為本理念，可能會加重政府工作的負擔;第二，如果政府部門加重負擔，那么很可能將這部分負擔轉嫁到普通民眾的身上，導致民眾使用政府工作的成本增高，也不利于普及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的管理工作中。
綜上，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滲透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因此，本文在分析了這些問題成因的基礎上，進而提出相應的完善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
以人為本理念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績效管理效果，所以必須要提高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首先，需要對政府相關部門人員進行思想教育，使其充分認識到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性，學習以人為本理念的深刻含義，更好地將其應用到政府部門的工作中，從而提高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更好地為民眾提供相關服務;其次，政府績效機制不僅僅關系到政府部門的未來發展，而且也對民眾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要充分落實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程度，從而更好地樹立政府部門“正直、廉潔、公正”的形象。
2、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中，不僅需要保持績效考核的公正性，而且還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可以參考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部門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部門，因此必須要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在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同時，需要重視群眾的意見，因此需要建立政府績效的反饋機制，使人民群眾參與到政府績效的考核過程中，接受群眾對政府服務的監督和反饋;第二，政府需要改變以往的官僚主義思想，充分認識到群眾的位置，堅定政府部門的服務地位，切實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3、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的部門中，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第一，確保政府績效管理的公平公正，從而能夠對政府部門相關人員的工作內容進行科學合理地評價，對其長處進行表揚，對其不足予以指正，從而能夠更好地促進政府部門人員工作能力和服務能力的提高;第二，政府績效管理人員應該認識到，采用績效管理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為群眾服務，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提高政府人員的服務水平，避免因為績效考核損害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切忌過度損害工作人員的相關利益。
4、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
人民群眾是政府的服務對象，因此有權利也有責任對政府部門的服務效果進行評價，所以為了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第一，當群眾去政府部門中進行事務辦理時，可以對服務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進行評價，從而能夠更好地從群眾角度了解到政府部門的工作程度，真正了解群眾關心的內容;第二，建立群眾意見反饋渠道，當群眾在辦理事務時，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覺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通過特定渠道進行反饋，政府部門需要積極歸納群眾的意見，對合理的意見進行采納，從而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看到了目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類突出問題，更意識到了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滲透的重要意義。為了更好地打造服務型政府部門，我們需要對政府相關人員的工作進行評價和管理，并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使得評價的結果公平、公正、合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成效。與此同時，作者也希望借助本課題的研究，在社會上引起人們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創新改革的深刻關注，促使更多的社會專家、學者廣泛的參與到本課題的研究中來，有效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促使政府績效管理工作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2]李彥婭，何植民.基于科學發展觀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研究[j].人才資源開發，2007（06）9-10.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改善，業績審計在政府監督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闡述了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深入分析了中國政府發展績效審計的必要性，揭示了當前政府績效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最后從審計觀念、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法律環境和預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優化政府績效審計途徑的建議，為中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高效合理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業績審計審計監督優化路徑公共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關注度也日益提高，為了加強政府責任，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產生了政府業績評價。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府審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以業績審計為政府審計的重要內容，成為政府審計的新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尚不成熟，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績效審計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審計的關鍵。
(一)是建設廉潔透明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積極安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如今，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政府公共財政支出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政府績效考核的主要內容是對政府官員在任期間的工作情況和成果進行績效考核和財政資金運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考核，政府績效考核的開展拓寬了考核監督的領域和范圍，加強了考核機構在行政監督中的作用，增強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減少了腐敗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的發生，為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設相關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審查，項目實施時失去最佳實施時機，同時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現象的出現強調政府機構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審計機構在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過程中，對公共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進行審查，有效管理和評價政府權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務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證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完善，財政支出表現相對較低。從近年來的開支來看，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財政金額差異較大，人員資金開支已成為主要部分。該支出嚴重限制了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強對政府財政資金的監管和分配。根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基本國情，及時對財政監督財政開支，能夠有效控制各級政府部門公共資金開支，提升公共資金業績。
(1)審查范圍逐漸擴大。
21世紀初，政府有關機構及其下屬單位的業績審計提上日程。審計機構審計重點從以前被審計機構財務收支的客觀性和合法性轉變為被審計機構財務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與此同時，2016年1-11月，國家審計機構完成了21334業績審計項目。其中，審計局完成113個，省級審計機構完成847個，地級審計機構完成6288個，縣級審計機構完成14086個。另外，各省市地方審計機構實施的績效審計項目數量占審計項目總數的31%。其中，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獨立計劃城市均超過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績效考核工作量約占考核總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長10%。
(二)加強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審計局發布了多份文件，規劃了業績審計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國家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大業績審計力度，始終貫穿審計工作，促進發展質量和利益的重大違紀違法問題的暴露和審查力度，促進廉政建設。與此同時，各省市也積極制定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政策，2011年徐州市審計部門發布《徐州市審計機關政府投資項目業績審計操作指南》，規范徐州市業績審計工作，2012年浦東新區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印發浦東新區業績審計方法的通知》，對浦東新區政府部門業績審計提出了實施要求。
(一)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
從我國政府行政結構來看，我國各地市審計機構屬于各地政府，受當地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的指導，受經費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響，業績審計目標和具體任務的制定受當地政府的制約，阻礙審計作用確實有效地發揮，同時審計機構業績審計活動完成后，審計機構發行的審計報告由同級地方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審計，不利于審計工作報告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寶座，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受到制約。另外，審計機構的組成人員審計機構本身只有提案的權利，其人員編制、人事選拔、任免、獎懲均由同級組織部和同級政府審查批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審計機構職能的正常發揮。
*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辦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確扶貧績效評價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
我國政府業績審計起步晚，審計工作的具體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規提到政府業績審計，政府業績審計工作開展的完整法律依據不足，現行《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指出，《審計機關依法獨立檢查被審計機關的會計證明書、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書及其他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相關的資料和資產，監督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行為》，相關法律只進一步明確了該法律規定，但沒有列出具體的審計內容和我國政府的具體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審計相關人員只能通過現有的知識儲存和現有的經驗來探索，審計人員的工作水平也不同，業績審計效果的正確客觀性增加了一定的風險。(3)審計團隊人才結構不合理。
完成政府業績審計需要多個專業審計師團隊。在此期間，中國審計機構主要從事傳統財務審計。審計師的知識結構比較簡單，工程技術、法律、宏觀經濟、對外貿易和計算機專家數量比較少。根據中國審計師知識結構的調查，會計和審計專家占所有審計師的71.8%?？冃Э己艘罂己藦V泛的經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性，要求多樣化、創新的方法和多學科知識。有些審計師很難滿足高標準的績效審計。另外，審計員整體的數量也很少，難以適應大的任務量，水平越低的機構越明顯。
(一)完善獨立監督體制。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僅將地方審計機關正職的任免權接受省級機關，普通審計人員也由省審計廳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審計機關提名，由省審計廳和省人社會局決定，二是地方審計機關經費由省財政廳統一保證，納入省財政預算。由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和財務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提高獨立性，使地方審計部門更有效地對地方政府領導進行審計監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問題。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款，我國政府業績審計推廣和拓展面臨一定的困難。我國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審計報告的公開制度，通過將審計活動的各個階段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向公眾展示。在完善審計報告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體作為中介的作用，及時準確地將審計結果傳遞給社會公眾，擴大政府審計的影響力。其次，要不斷健全審計結果問責制度，加強審計結果的應用，實現審計報告的公開與審計結果問責的有效聯系。
(3)構建合理的評價標準體系。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完善，經濟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業績審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在預算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上，審計機構應積極探索績效考核考核標準，建立全國公認、適用、規范的體系，不斷修改、完善。業績評價體系應當包括預期的目標、決策過程、投入資源和能源、生產效益、對社會效益的影響等，評價指標應當堅持定量和定性的結合，定量指標主要指財務指標，定性指標的確定應以被審計項目的特點和被審計部門的管理特點為基礎。
(四)改善政府業績審計人員結構。
審計團隊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是政府業績審計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審計機構不僅要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還要不斷引進高水平的審計人才，尤其是專業型的審計人員。要提高審計機構的準入門檻，完善審計人員的準入制度，確保招聘人員在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上能夠滿足政府業績審計的要求，確保審計隊伍中的人才能夠勝任其職責。此外，審計機構人員不僅要包括專業審計人員，還要在實際績效審計工作中招聘工科類、經濟管理類等其他專業人員，不斷優化審計人員結構。
全面優化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可有效促進我國審計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但結合政府業績審計在我國起步晚、發展緩慢的現狀，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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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F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
公眾是指公共關系的主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和相互作用。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作為以管理主義和市場取向為基礎的管理工具,績效管理在公共管理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采購績效管理是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采購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可以確保政府財政預算資金的高效使用,同時也可以提升政府采購管理水平.現階段被納入政府采購管轄范圍的事項幾乎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僅涉及貨物和服務采購,還包括工程采購,幾乎涉及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則會對一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分析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價值性,并對政府采購進行價值性評估成為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關注點.
長期以來公共價值在政府行為研究中被忽視,這與公共價值在現實中的重要作用相悖.涉及公眾利益的公共價值在政府采購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市場主導型的社會強調根據市場來配置各種社會資源,凸顯價值資源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政府采購通過制度運行的績效使其具有合法性,而制度績效往往被簡單地用經濟成就來代替,這樣的偏頗之處將會把公共價值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不斷提升的績效水平并不一定帶來公民對政府采購滿意度的提高以及對政府采購信任水平的增加.與此同時,政府采購價格高于市場價格、采購周期長于自主采購、采購結果的利用以及財政資金的產出效益不透明也廣受爭議.
公共價值作為一種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體現的是政府的行為邏輯,強調的是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公共效用、政府作為管理主體追求公共利益的價值訴求以及政府在行動過程中對公眾行為主張的公益導向.公共價值塑造著公民的公共生活,促進公共福祉和個人福祉.政府采購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本身蘊含著滿足公共需要的價值屬性,政府正是通過實施政府采購滿足公眾的公共需求,并在這一過程中追求效率、公平、公正、******、責任等公共價值.通過公共價值的輸入,確保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正確方向,將基于公共價值的績效管理和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工具進行理性結合,避免政府采購績效管理陷入自身工具理性強大、價值理性虛弱的困境.通過政府采購績效管理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剖析公共價值理念在其實踐過程中的一些障礙,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以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作為價值追求的傳統績效管理無法解決的重要問題.
基于公共價值的政府采購績效管理在主體選擇、制度設計、公眾參與及結果使用上都有明顯不同于傳統績效治理的特征,政府采購在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求的過程中關注并引導公眾的集體偏好,確定并創造公共價值.在政府采購過程中,不僅要利用有限的財政資金在規定的周期內完成項目采購,而且需要關注和回應公民、具體項目業主及提供資金來源的納稅人偏好.公共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政府采購績效是否真正得到全面體現,政府采購公共價值的建構與實現構成提升政府采購績效管理水平的路徑依賴,直接影響著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發展方向.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國內外貿易環境和規則對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理念、體制、程序等方面帶來巨大的挑戰.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變化環境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的主體地位遭到削弱,而個體的合法逐利,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同時也增加了與公共價值沖突的矛盾.政府采購績效管理既要體現公共價值,矯正傳統績效管理效率占優的價值取向,重新回歸政府行為“公共性”的本質和中心,又要體現本身的經濟性,因此,政府采購績效管理創新,建立以公共價值為理論基礎的政府采購績效管理模式,體現了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需要.
本文基于對政府采購績效管理問題相關文獻的梳理與研究,并借鑒行政學、管理學、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遵循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按照理論基礎——現實狀況——原因分析——經驗借鑒——創新性思考的邏輯思路,綜合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比較分析法、邏輯分析法、價值鏈分析法、協同管理理論,以現階段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為切入點,從對政府采購的公共價值分析入手,對當前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現狀和成因進行了深入分析,在分析公共價值對政府采購績效管理重要作用的基礎之上,論證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價值內生于公共價值當中,政府采購對資源的配置、對物品的分配、對利益的調整等,均應以公共價值為宗旨和歸宿.基于公共價值的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終極指向是為公眾創造更多的公共價值,而非僅僅重視政府采購任務的完成和單純的方法、技術的改進.
本文對基于公共價值的我國政府采購績效管理的基本問題、具體架構、現實形態及總體思路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分析,設計了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政府采購績效治理的理論架構：從改革預算制度,為政府采購提供合理的運行平臺；完善組織模式,為政府采購提供公正的競爭環境；優化流程設計,為政府采購提供明確的架構設定；強化監督機制,為政府采購提供有效的權力制約；建立協同機制,為政府采購提供順暢的組織協同；推進信息化建設,為政府采購提供充裕的技術儲備；設定評估指標,為績效評估提供規范的操作指引.從以上七個方面提出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政府采購績效管理改革思路.
摘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是政府執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桿。
關鍵詞：政府回應內涵價值。
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報告中指出，治理有六個基本要素：參與、公開、透明、回應、法治和責任?；貞鳛橹卫淼囊刂?，要求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要與老百姓互動，對公眾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能無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貞娇欤卫淼某潭仍礁?。
李克強總理說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應的內涵。
政府回應，“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敏感的反應和回復的過程”[1]。
政府回應的兩點要求：其一，政府部門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具有敏感性，要及時作出反應，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礎上，要作出積極有效的回復，滿足公眾需求或解決群眾問題。
政府回應是個互動過程：對公眾來說，可以通過利益訴求渠道表達自身的要求與期望;對政府來說，要及時有效地對公眾的訴求給予反應和回復。政府回應的結果可能是一種積極的表態，表明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也可能是對滿足公眾需求，還可能是對公眾要求的一種說服和引導[2]。
2.政府回應的要素。
一是回應主體。也就是“誰回應”，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二是回應對象，也就是“回應誰”，既可以是公民個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大眾。三是回應客體，也就是“回應什么”，指公眾提出的需要政府滿足或解答的訴求。這種訴求可以是明確表達出來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也可以是個人的具體訴求。四是回應渠道，也就是“怎么回應”，即回應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應反饋，也就是“回應的如何”，即公眾對政府的回應作出的反應性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反饋給政府。
1.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傳統管制型社會中，政府也要根據社會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會事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公眾很少有機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會承受太多回應性的壓力。政府之于公眾來說，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對公眾的服務和訴求的回應。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意味著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務者的轉變。服務型政府，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宗旨。為了更好地提供服務，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公眾的需求，并及時滿足公眾需要，解決公眾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回應過程。因此，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說文解字看“和諧”二字。“和”由“禾”和“口”構成，“禾”代表糧食，“口”表示人。據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飯吃?！爸C”由“言”和“皆”構成，“言”指說話、表達，“皆”是全部的意思。據此，“諧”就是指人人都有表達的、說話的權力，能夠暢所欲言。那么“和”“諧”二字連起來，為我們描繪的和諧社會的場景就是：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也都能夠得到保障。要實現這樣一副場景，就要增強政府的回應性[3]。
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說，政府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能夠早發現、早處理、早解決，給予及時回應，才能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3.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
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過“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塔西佗陷阱”就是當執掌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其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說假話;無論其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做壞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權威的基礎。
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來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個“產品”，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人民的訴求是“需求側”，政府回應就是“供給側”。群眾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呼聲，向政府提出要求，實際上是群眾有對政府產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能夠為人民排憂解難的機構，而政府則通過回應向人民群眾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資源，并使人民知曉政府是關心并愿意保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賴的管理者。在呼應之間，“需求”和“供給”發生了相互作用并對接起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亦隨之產生[5]。
在需求與供給間，就像社會經濟領域要從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改革一樣，政府不僅要及時回應人民提出的需求，更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權益狀況，在需求產生之前主動響應，提高政策水平、提升執政能力、強化服務意識，時刻將改善民生作為政府職能第一要務，以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權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斷產生和穩定增長[5]。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改善，業績審計在政府監督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闡述了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深入分析了中國政府發展績效審計的必要性，揭示了當前政府績效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最后從審計觀念、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法律環境和預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優化政府績效審計途徑的建議，為中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高效合理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業績審計審計監督優化路徑公共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關注度也日益提高，為了加強政府責任，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產生了政府業績評價。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府審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以業績審計為政府審計的重要內容，成為政府審計的新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尚不成熟，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績效審計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審計的關鍵。
(一)是建設廉潔透明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積極安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如今，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政府公共財政支出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政府績效考核的主要內容是對政府官員在任期間的工作情況和成果進行績效考核和財政資金運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考核，政府績效考核的開展拓寬了考核監督的領域和范圍，加強了考核機構在行政監督中的作用，增強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減少了腐敗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的發生，為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設相關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審查，項目實施時失去最佳實施時機，同時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現象的出現強調政府機構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審計機構在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過程中，對公共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進行審查，有效管理和評價政府權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務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證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完善，財政支出表現相對較低。從近年來的開支來看，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財政金額差異較大，人員資金開支已成為主要部分。該支出嚴重限制了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強對政府財政資金的監管和分配。根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基本國情，及時對財政監督財政開支，能夠有效控制各級政府部門公共資金開支，提升公共資金業績。
(1)審查范圍逐漸擴大。
21世紀初，政府有關機構及其下屬單位的業績審計提上日程。審計機構審計重點從以前被審計機構財務收支的客觀性和合法性轉變為被審計機構財務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與此同時，2016年1-11月，國家審計機構完成了21334業績審計項目。其中，審計局完成113個，省級審計機構完成847個，地級審計機構完成6288個，縣級審計機構完成14086個。另外，各省市地方審計機構實施的績效審計項目數量占審計項目總數的31%。其中，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獨立計劃城市均超過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績效考核工作量約占考核總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長10%。
(二)加強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審計局發布了多份文件，規劃了業績審計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國家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大業績審計力度，始終貫穿審計工作，促進發展質量和利益的重大違紀違法問題的暴露和審查力度，促進廉政建設。與此同時，各省市也積極制定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政策，2011年徐州市審計部門發布《徐州市審計機關政府投資項目業績審計操作指南》，規范徐州市業績審計工作，2012年浦東新區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印發浦東新區業績審計方法的通知》，對浦東新區政府部門業績審計提出了實施要求。
(一)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
從我國政府行政結構來看，我國各地市審計機構屬于各地政府，受當地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的指導，受經費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響，業績審計目標和具體任務的制定受當地政府的制約，阻礙審計作用確實有效地發揮，同時審計機構業績審計活動完成后，審計機構發行的審計報告由同級地方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審計，不利于審計工作報告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寶座，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受到制約。另外，審計機構的組成人員審計機構本身只有提案的權利，其人員編制、人事選拔、任免、獎懲均由同級組織部和同級政府審查批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審計機構職能的正常發揮。
*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辦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確扶貧績效評價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
我國政府業績審計起步晚，審計工作的具體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規提到政府業績審計，政府業績審計工作開展的完整法律依據不足，現行《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指出，《審計機關依法獨立檢查被審計機關的會計證明書、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書及其他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相關的資料和資產，監督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行為》，相關法律只進一步明確了該法律規定，但沒有列出具體的審計內容和我國政府的具體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審計相關人員只能通過現有的知識儲存和現有的經驗來探索，審計人員的工作水平也不同，業績審計效果的正確客觀性增加了一定的風險。(3)審計團隊人才結構不合理。
完成政府業績審計需要多個專業審計師團隊。在此期間，中國審計機構主要從事傳統財務審計。審計師的知識結構比較簡單，工程技術、法律、宏觀經濟、對外貿易和計算機專家數量比較少。根據中國審計師知識結構的調查，會計和審計專家占所有審計師的71.8%?？冃Э己艘罂己藦V泛的經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性，要求多樣化、創新的方法和多學科知識。有些審計師很難滿足高標準的績效審計。另外，審計員整體的數量也很少，難以適應大的任務量，水平越低的機構越明顯。
(一)完善獨立監督體制。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僅將地方審計機關正職的任免權接受省級機關，普通審計人員也由省審計廳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審計機關提名，由省審計廳和省人社會局決定，二是地方審計機關經費由省財政廳統一保證，納入省財政預算。由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和財務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提高獨立性，使地方審計部門更有效地對地方政府領導進行審計監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問題。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款，我國政府業績審計推廣和拓展面臨一定的困難。我國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審計報告的公開制度，通過將審計活動的各個階段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向公眾展示。在完善審計報告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體作為中介的作用，及時準確地將審計結果傳遞給社會公眾，擴大政府審計的影響力。其次，要不斷健全審計結果問責制度，加強審計結果的應用，實現審計報告的公開與審計結果問責的有效聯系。
(3)構建合理的評價標準體系。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完善，經濟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業績審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在預算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上，審計機構應積極探索績效考核考核標準，建立全國公認、適用、規范的體系，不斷修改、完善。業績評價體系應當包括預期的目標、決策過程、投入資源和能源、生產效益、對社會效益的影響等，評價指標應當堅持定量和定性的結合，定量指標主要指財務指標，定性指標的確定應以被審計項目的特點和被審計部門的管理特點為基礎。
(四)改善政府業績審計人員結構。
審計團隊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是政府業績審計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審計機構不僅要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還要不斷引進高水平的審計人才，尤其是專業型的審計人員。要提高審計機構的準入門檻，完善審計人員的準入制度，確保招聘人員在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上能夠滿足政府業績審計的要求，確保審計隊伍中的人才能夠勝任其職責。此外，審計機構人員不僅要包括專業審計人員，還要在實際績效審計工作中招聘工科類、經濟管理類等其他專業人員，不斷優化審計人員結構。
全面優化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可有效促進我國審計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但結合政府業績審計在我國起步晚、發展緩慢的現狀，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齊興利，紹輝.中國政府業績審計發展途徑研究[j].審計和經濟研究，2007.2。
[2]周亞榮.中國政府業績審計理論研究與實踐現狀[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8.2。
[3]宋夏云，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師能力框架研究[j].會計研究，2013.4。
[4]曲明，中國政府績效審計評價標準體系框架構建[j].財經問題研究，2016.5。
[5]閔曉蕾.政府業績審計理論文獻綜述[j].財經論壇，2006.2。
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么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干部97人（10.2%），非學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干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后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件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2]馮巖.當代中國大學生政治信任研究[d].濟南大學，2015.
摘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是政府執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桿。
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報告中指出，治理有六個基本要素：參與、公開、透明、回應、法治和責任?；貞鳛橹卫淼囊刂?，要求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要與老百姓互動，對公眾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能無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貞娇?，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強總理說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回應人民群眾期盼和關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應的內涵。
政府回應，“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敏感的反應和回復的過程”[1]。
政府回應的兩點要求：其一，政府部門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具有敏感性，要及時作出反應，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礎上，要作出積極有效的回復，滿足公眾需求或解決群眾問題。
政府回應是個互動過程：對公眾來說，可以通過利益訴求渠道表達自身的要求與期望;對政府來說，要及時有效地對公眾的訴求給予反應和回復。政府回應的結果可能是一種積極的表態，表明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也可能是對滿足公眾需求，還可能是對公眾要求的一種說服和引導[2]。
2.政府回應的要素。
一是回應主體。也就是“誰回應”，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二是回應對象，也就是“回應誰”，既可以是公民個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大眾。三是回應客體，也就是“回應什么”，指公眾提出的需要政府滿足或解答的訴求。這種訴求可以是明確表達出來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也可以是個人的具體訴求。四是回應渠道，也就是“怎么回應”，即回應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應反饋，也就是“回應的如何”，即公眾對政府的回應作出的反應性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反饋給政府。
1.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傳統管制型社會中，政府也要根據社會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會事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公眾很少有機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會承受太多回應性的壓力。政府之于公眾來說，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對公眾的服務和訴求的回應。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意味著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務者的轉變。服務型政府，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宗旨。為了更好地提供服務，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公眾的需求，并及時滿足公眾需要，解決公眾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回應過程。因此，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說文解字看“和諧”二字?！昂汀庇伞昂獭焙汀翱凇睒嫵桑昂獭贝砑Z食，“口”表示人。據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飯吃?！爸C”由“言”和“皆”構成，“言”指說話、表達，“皆”是全部的意思。據此，“諧”就是指人人都有表達的、說話的權力，能夠暢所欲言。那么“和”“諧”二字連起來，為我們描繪的和諧社會的場景就是：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也都能夠得到保障。要實現這樣一副場景，就要增強政府的回應性[3]。
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說，政府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能夠早發現、早處理、早解決，給予及時回應，才能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3.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
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過“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塔西佗陷阱”就是當執掌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其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說假話;無論其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做壞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盵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權威的基礎。
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來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個“產品”，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人民的訴求是“需求側”，政府回應就是“供給側”。群眾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呼聲，向政府提出要求，實際上是群眾有對政府產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能夠為人民排憂解難的機構，而政府則通過回應向人民群眾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資源，并使人民知曉政府是關心并愿意保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賴的管理者。在呼應之間，“需求”和“供給”發生了相互作用并對接起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亦隨之產生[5]。
在需求與供給間，就像社會經濟領域要從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改革一樣，政府不僅要及時回應人民提出的需求，更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權益狀況，在需求產生之前主動響應，提高政策水平、提升執政能力、強化服務意識，時刻將改善民生作為政府職能第一要務，以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權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斷產生和穩定增長[5]。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表達意識、監督意識的增強，公眾對于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鹽的價格、房屋拆遷的政策、化工廠選址方案這些問題越來越關注，不僅想了解政府部門“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來“怎么辦”。政府“回應”正由選答題變為必答題。坦率地說，中央在深化改革開放、高壓反腐、改進作風、厲行節約等宏觀層面對公眾呼聲給予了積極回應，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回應在新聞事件、網絡爆料等質疑時，仍時常顯得遲疑、被動甚至恐懼。推進民主政治、打造陽光政府依然成為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回應社會關切”是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是必須保障的公眾權利，因此，各級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必須盡快適應并學會在質疑、追問的“雜音”中執政，就成為一門必修課，無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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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歐陽.政府回應：政府公信力產生機制的“供給側”[j].江漢論壇，2017（4）.
摘要：自從分稅制模式實施后，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于是我國擴大內需，推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迅速擴張，擴大自己的融資規模。然而這種現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各地政府實施不同的項目，導致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風險嚴重。鑒于此，對政府財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政府財務風險的對策。
關鍵詞：政府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對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導致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政府支出的責任變更非常頻繁，但是沒有相應的財力作為支撐。2008年，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4萬億政策，結合中央政府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融資。大規模的融資導致債務隱性化，債務風險非常嚴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防范各類風險。在風險防控中，政府的債務風險防控是重點，從而有效地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
1.政府財權事權與支出責任不符。自從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稅種劃分成中央稅種和地方稅種。地方的事權不斷增多，導致地方性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資金。地方政府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每年都要融資，產生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強化房地產調控的影響，在轉移支付環節中存在各類問題，不能結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求。在增量調節環節，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增加，但是財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體制內的收入不能彌補財政支出，導致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增加，他們只能通過舉債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
2.政府融資不夠規范。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產生非常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但是資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在融資環節中產生盲目性和隨意性。政府的融資運作效率不高，融資的成本非常高，導致政府投資效率不佳。在融資平臺建設中，資金不足。政府會通過各類方式補充資金，通過挪用年度預算等方式，甚至出現虛假注資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關的管理體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資平臺的建設沒有相關的監督措施加以輔助，采用多頭管理的方式。融資監督機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缺乏法律和公眾的監督，導致商業腐敗的產生。
3.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不完善，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政府性債務，但是債務管理機構尚不完善。債務資金使用不夠規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不能納入到預算管理環節，債務資金不能充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務資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進行全方位的預算管理。政府債務領域的信息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不能及時地回報給人大常委，信息不公開，導致地方性債務的口徑不能完全的納入到預算管理系統中。債務管理的法制建設比較落后，不能結合債務管理建立法律體系。盡管我國制定了《預算法》等，對政府的舉債行為加以約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投資還是越來越多，已經超過政府的財力。
1.提升思想認識，強化債務管理。政府應強化風險認識，防止債務風險擴散為經濟風險，要正確地認識債務風險問題，縱觀大局，做到未雨綢繆。政府應樹立憂患意識，認識到抵御債務風險的緊迫性，也要認識到政府舉債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確保償債有序。強化底線意識，底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線思維的應用，其與風險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要在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高警惕。將國家法律作為“紅線”，做好風險的防范準備工作。政府還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識，杜絕違法違規的舉債行為。有些政府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法治意識比較弱，對于一些懲戒視而不見。因此，政府應樹立法治意識，規范舉債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充分了解政府職能的權限，掌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市場這只無形手的資源配置作用。
2.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債務規模。結合權、責和利相統一的原則，各地區的財權和事權應得到明確，制定財權事權調整機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財權和事權清單，從而提升政府對于財權和事權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完善相關的改革協同配套方案，提升轉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進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債務監督考核問責制度。對考核的方法進行改進，抓住基礎和發展的根基，充分發揮潛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完善政府債務考核和問責制度，建立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債務監督制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監管工作，有效地杜絕違法違規操作，強化責任人制度。對政府債券資金進行全面管理，明確責任主體和財務主體。提升債務信息的透明度，通過政府政務網站的方式，對債務限額明確，建立債務限額報告制度。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對預算情況進行分析。
3.提升政府債務風險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小組，發揮其職能。對政府債務的借、用和還階段進行監督，進行債務管理工作的指導，對于債務風險要實時掌握。當風險發生后，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完善政府債務的預算管理工作，分別對政府債務收入、支出、付息和還本進行預算，防止超預算舉債的發生。各地的人大應發揮審議作用，充分履行監督職能。提升風險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債務管理中，隱性債務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債務管理中，要對各類風險進行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有些政府債務風險防范能力比較差，風險防控機制比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能力，抓住風險產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債務風險是重大風險的類型之一，因此，我國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財務風險，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同時，政府應提升債務風險的化解能力，樹立危機意識。
參考文獻：
[2]胡才龍，魏建國.多任務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激勵契約設計——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5）：118-127.
政府業績評價與傳統政府部門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體現了時代發展對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評價作為政府業績管理的重要機制，能夠有效地進行外部平衡，彌補傳統政府自我評價的缺陷，在促進我國服務型政府變革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從西方國家實施第三者評價的經驗來看，第三者是指與被評價對象和服務對象獨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評價對象(第一者)、被服務對象(第二者)沒有行政所屬關系和利益關系，也被稱為獨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國家，政府業績第三者的評價多由一些專業的非政府組織(ngo)作為評價機構。這些非政府組織可以保證第三者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要求。
從實踐層面看，中國政府業績的傳統評價模式以內部進行的自我評價為主，成為運動員和裁判員，評價過程關閉，評價效果差，影響政府的信賴力。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賴力，有助于完善政府業績監督機制。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重視政府業績評價，從西方參考經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政府業績評價的理論研究，至今為止。
止，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政府績效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程度的影響，對我國現階段的政府工作進行分析，希望能夠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關鍵詞：政府績效；
政府信任；
城市居民。
而政府代理公眾行使行政權利，并通過履行相應的職能獲得相關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上，一旦政府無法滿足公眾的期望，就會出現信任危機，從而導致兩者之間原有的和諧關系破裂，甚至威脅到社會和國家的穩定。
政府績效視角，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表現進行評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確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經濟總體形勢、政策執行等多方面的影響。在國外的研究中，將公眾不信任政府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費嚴重、政策執行錯誤等原因。
政府績效是影響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關鍵所在。政府績效主要的參考標準是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過程中的行政結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對政府在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的管理能力進行研究[1]。政府的績效是政府執政能力的表現，主要分為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個方面。從理論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對政府工作的順利運作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城市居民中，首先城市居民將政府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城市居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相對較高，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評價相對較低。雖然城市居民對中央政府的評價略低，這也體現出地方政府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和影響，表明了城市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理性。其次政府的績效能夠有效提升政府的信任程度，通過政府決策的透明性、依法治國的執行力度、貧富差距的改善情況、社會治安的管理情況，都會對政府信任程度有所加分。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需求明顯對政府績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結束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多種民生問題，由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執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到國家和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有效措施提升政府績效，為國家轉型提供必要的助力和保證，確保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參考文獻：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是政府執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桿。
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報告中指出，治理有六個基本要素：參與、公開、透明、回應、法治和責任?；貞鳛橹卫淼囊刂?，要求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要與老百姓互動，對公眾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能無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貞娇?，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強總理說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應的內涵。
政府回應，“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敏感的反應和回復的過程”[1]。
政府回應的兩點要求：其一，政府部門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具有敏感性，要及時作出反應，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礎上，要作出積極有效的回復，滿足公眾需求或解決群眾問題。
政府回應是個互動過程：對公眾來說，可以通過利益訴求渠道表達自身的要求與期望;對政府來說，要及時有效地對公眾的訴求給予反應和回復。政府回應的結果可能是一種積極的表態，表明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也可能是對滿足公眾需求，還可能是對公眾要求的一種說服和引導[2]。
2.政府回應的要素。
一是回應主體。也就是“誰回應”，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二是回應對象，也就是“回應誰”，既可以是公民個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大眾。三是回應客體，也就是“回應什么”，指公眾提出的需要政府滿足或解答的訴求。這種訴求可以是明確表達出來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也可以是個人的具體訴求。四是回應渠道，也就是“怎么回應”，即回應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應反饋，也就是“回應的如何”，即公眾對政府的回應作出的反應性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反饋給政府。
1.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傳統管制型社會中，政府也要根據社會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會事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公眾很少有機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會承受太多回應性的壓力。政府之于公眾來說，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對公眾的服務和訴求的回應。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意味著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務者的轉變。服務型政府，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宗旨。為了更好地提供服務，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公眾的需求，并及時滿足公眾需要，解決公眾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回應過程。因此，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說文解字看“和諧”二字?！昂汀庇伞昂獭焙汀翱凇睒嫵?，“禾”代表糧食，“口”表示人。據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飯吃?！爸C”由“言”和“皆”構成，“言”指說話、表達，“皆”是全部的意思。據此，“諧”就是指人人都有表達的、說話的權力，能夠暢所欲言。那么“和”“諧”二字連起來，為我們描繪的和諧社會的場景就是：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也都能夠得到保障。要實現這樣一副場景，就要增強政府的回應性[3]。
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說，政府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能夠早發現、早處理、早解決，給予及時回應，才能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3.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
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過“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塔西佗陷阱”就是當執掌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其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說假話;無論其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做壞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盵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權威的基礎。
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來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個“產品”，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人民的訴求是“需求側”，政府回應就是“供給側”。群眾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呼聲，向政府提出要求，實際上是群眾有對政府產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能夠為人民排憂解難的機構，而政府則通過回應向人民群眾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資源，并使人民知曉政府是關心并愿意保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賴的管理者。在呼應之間，“需求”和“供給”發生了相互作用并對接起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亦隨之產生[5]。
在需求與供給間，就像社會經濟領域要從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改革一樣，政府不僅要及時回應人民提出的需求，更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權益狀況，在需求產生之前主動響應，提高政策水平、提升執政能力、強化服務意識，時刻將改善民生作為政府職能第一要務，以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權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斷產生和穩定增長[5]。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表達意識、監督意識的增強，公眾對于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鹽的價格、房屋拆遷的政策、化工廠選址方案這些問題越來越關注，不僅想了解政府部門“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來“怎么辦”。政府“回應”正由選答題變為必答題。坦率地說，中央在深化改革開放、高壓反腐、改進作風、厲行節約等宏觀層面對公眾呼聲給予了積極回應，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回應在新聞事件、網絡爆料等質疑時，仍時常顯得遲疑、被動甚至恐懼。推進民主政治、打造陽光政府依然成為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回應社會關切”是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是必須保障的公眾權利，因此，各級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必須盡快適應并學會在質疑、追問的“雜音”中執政，就成為一門必修課，無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參考文獻：
[1]何祖坤.關注政府回應[j].中國行政管理，2000（7）.
[2]李嚴昌.政府回應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5]張歐陽.政府回應：政府公信力產生機制的“供給側”[j].江漢論壇，2017（4）.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
公眾是指公共關系的主體成員面臨共同問題、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社會群體。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品鑒！
摘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是政府執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桿。
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報告中指出，治理有六個基本要素：參與、公開、透明、回應、法治和責任?；貞鳛橹卫淼囊刂?，要求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要與老百姓互動，對公眾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能無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貞娇?，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強總理說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應的內涵。
政府回應，“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敏感的反應和回復的過程”[1]。
政府回應的兩點要求：其一，政府部門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具有敏感性，要及時作出反應，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礎上，要作出積極有效的回復，滿足公眾需求或解決群眾問題。
政府回應是個互動過程：對公眾來說，可以通過利益訴求渠道表達自身的要求與期望;對政府來說，要及時有效地對公眾的訴求給予反應和回復。政府回應的結果可能是一種積極的表態，表明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也可能是對滿足公眾需求，還可能是對公眾要求的一種說服和引導[2]。
2.政府回應的要素。
一是回應主體。也就是“誰回應”，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二是回應對象，也就是“回應誰”，既可以是公民個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大眾。三是回應客體，也就是“回應什么”，指公眾提出的需要政府滿足或解答的訴求。這種訴求可以是明確表達出來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也可以是個人的具體訴求。四是回應渠道，也就是“怎么回應”，即回應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應反饋，也就是“回應的如何”，即公眾對政府的回應作出的反應性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反饋給政府。
1.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傳統管制型社會中，政府也要根據社會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會事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公眾很少有機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會承受太多回應性的壓力。政府之于公眾來說，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對公眾的服務和訴求的回應。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意味著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務者的轉變。服務型政府，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宗旨。為了更好地提供服務，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公眾的需求，并及時滿足公眾需要，解決公眾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回應過程。因此，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說文解字看“和諧”二字?！昂汀庇伞昂獭焙汀翱凇睒嫵?，“禾”代表糧食，“口”表示人。據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飯吃?！爸C”由“言”和“皆”構成，“言”指說話、表達，“皆”是全部的意思。據此，“諧”就是指人人都有表達的、說話的權力，能夠暢所欲言。那么“和”“諧”二字連起來，為我們描繪的和諧社會的場景就是：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也都能夠得到保障。要實現這樣一副場景，就要增強政府的回應性[3]。
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說，政府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能夠早發現、早處理、早解決，給予及時回應，才能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3.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
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過“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塔西佗陷阱”就是當執掌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其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說假話;無論其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做壞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盵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權威的基礎。
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來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個“產品”，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人民的訴求是“需求側”，政府回應就是“供給側”。群眾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呼聲，向政府提出要求，實際上是群眾有對政府產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能夠為人民排憂解難的機構，而政府則通過回應向人民群眾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資源，并使人民知曉政府是關心并愿意保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賴的管理者。在呼應之間，“需求”和“供給”發生了相互作用并對接起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亦隨之產生[5]。
在需求與供給間，就像社會經濟領域要從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改革一樣，政府不僅要及時回應人民提出的需求，更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權益狀況，在需求產生之前主動響應，提高政策水平、提升執政能力、強化服務意識，時刻將改善民生作為政府職能第一要務，以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權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斷產生和穩定增長[5]。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表達意識、監督意識的增強，公眾對于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鹽的價格、房屋拆遷的政策、化工廠選址方案這些問題越來越關注，不僅想了解政府部門“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來“怎么辦”。政府“回應”正由選答題變為必答題。坦率地說，中央在深化改革開放、高壓反腐、改進作風、厲行節約等宏觀層面對公眾呼聲給予了積極回應，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回應在新聞事件、網絡爆料等質疑時，仍時常顯得遲疑、被動甚至恐懼。推進民主政治、打造陽光政府依然成為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回應社會關切”是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是必須保障的公眾權利，因此，各級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必須盡快適應并學會在質疑、追問的“雜音”中執政，就成為一門必修課，無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參考文獻：
[1]何祖坤.關注政府回應[j].中國行政管理，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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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歐陽.政府回應：政府公信力產生機制的“供給側”[j].江漢論壇，2017（4）.
[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梢?，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于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系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于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關于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于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并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愿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云（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于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存在爭議性，并未有統一的認識，并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征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于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并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于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梢?，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征、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征、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抵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于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臺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愿意選擇相信對方，由于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后，最終使網民趨于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系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于“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于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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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繆婷婷認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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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從分稅制模式實施后，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于是我國擴大內需，推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迅速擴張，擴大自己的融資規模。然而這種現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各地政府實施不同的項目，導致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風險嚴重。鑒于此，對政府財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政府財務風險的對策。
關鍵詞：政府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對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導致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政府支出的責任變更非常頻繁，但是沒有相應的財力作為支撐。2008年，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4萬億政策，結合中央政府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融資。大規模的融資導致債務隱性化，債務風險非常嚴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防范各類風險。在風險防控中，政府的債務風險防控是重點，從而有效地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
1.政府財權事權與支出責任不符。自從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稅種劃分成中央稅種和地方稅種。地方的事權不斷增多，導致地方性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資金。地方政府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每年都要融資，產生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強化房地產調控的影響，在轉移支付環節中存在各類問題，不能結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求。在增量調節環節，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增加，但是財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體制內的收入不能彌補財政支出，導致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增加，他們只能通過舉債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
2.政府融資不夠規范。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產生非常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但是資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在融資環節中產生盲目性和隨意性。政府的融資運作效率不高，融資的成本非常高，導致政府投資效率不佳。在融資平臺建設中，資金不足。政府會通過各類方式補充資金，通過挪用年度預算等方式，甚至出現虛假注資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關的管理體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資平臺的建設沒有相關的監督措施加以輔助，采用多頭管理的方式。融資監督機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缺乏法律和公眾的監督，導致商業腐敗的產生。
3.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不完善，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政府性債務，但是債務管理機構尚不完善。債務資金使用不夠規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不能納入到預算管理環節，債務資金不能充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務資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進行全方位的預算管理。政府債務領域的信息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不能及時地回報給人大常委，信息不公開，導致地方性債務的口徑不能完全的納入到預算管理系統中。債務管理的法制建設比較落后，不能結合債務管理建立法律體系。盡管我國制定了《預算法》等，對政府的舉債行為加以約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投資還是越來越多，已經超過政府的財力。
1.提升思想認識，強化債務管理。政府應強化風險認識，防止債務風險擴散為經濟風險，要正確地認識債務風險問題，縱觀大局，做到未雨綢繆。政府應樹立憂患意識，認識到抵御債務風險的緊迫性，也要認識到政府舉債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確保償債有序。強化底線意識，底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線思維的應用，其與風險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要在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高警惕。將國家法律作為“紅線”，做好風險的防范準備工作。政府還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識，杜絕違法違規的舉債行為。有些政府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法治意識比較弱，對于一些懲戒視而不見。因此，政府應樹立法治意識，規范舉債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充分了解政府職能的權限，掌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市場這只無形手的資源配置作用。
2.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債務規模。結合權、責和利相統一的原則，各地區的財權和事權應得到明確，制定財權事權調整機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財權和事權清單，從而提升政府對于財權和事權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完善相關的改革協同配套方案，提升轉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進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債務監督考核問責制度。對考核的方法進行改進，抓住基礎和發展的根基，充分發揮潛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完善政府債務考核和問責制度，建立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債務監督制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監管工作，有效地杜絕違法違規操作，強化責任人制度。對政府債券資金進行全面管理，明確責任主體和財務主體。提升債務信息的透明度，通過政府政務網站的方式，對債務限額明確，建立債務限額報告制度。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對預算情況進行分析。
3.提升政府債務風險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小組，發揮其職能。對政府債務的借、用和還階段進行監督，進行債務管理工作的指導，對于債務風險要實時掌握。當風險發生后，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完善政府債務的預算管理工作，分別對政府債務收入、支出、付息和還本進行預算，防止超預算舉債的發生。各地的人大應發揮審議作用，充分履行監督職能。提升風險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債務管理中，隱性債務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債務管理中，要對各類風險進行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有些政府債務風險防范能力比較差，風險防控機制比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能力，抓住風險產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債務風險是重大風險的類型之一，因此，我國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財務風險，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同時，政府應提升債務風險的化解能力，樹立危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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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么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干部97人（10.2%），非學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干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后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件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2]馮巖.當代中國大學生政治信任研究[d].濟南大學，2015.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改善，業績審計在政府監督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闡述了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深入分析了中國政府發展績效審計的必要性，揭示了當前政府績效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最后從審計觀念、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法律環境和預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優化政府績效審計途徑的建議，為中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高效合理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業績審計審計監督優化路徑公共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關注度也日益提高，為了加強政府責任，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產生了政府業績評價。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府審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以業績審計為政府審計的重要內容，成為政府審計的新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尚不成熟，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績效審計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審計的關鍵。
(一)是建設廉潔透明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積極安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如今，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政府公共財政支出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政府績效考核的主要內容是對政府官員在任期間的工作情況和成果進行績效考核和財政資金運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考核，政府績效考核的開展拓寬了考核監督的領域和范圍，加強了考核機構在行政監督中的作用，增強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減少了腐敗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的發生，為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設相關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審查，項目實施時失去最佳實施時機，同時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現象的出現強調政府機構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審計機構在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過程中，對公共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進行審查，有效管理和評價政府權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務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證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完善，財政支出表現相對較低。從近年來的開支來看，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財政金額差異較大，人員資金開支已成為主要部分。該支出嚴重限制了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強對政府財政資金的監管和分配。根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基本國情，及時對財政監督財政開支，能夠有效控制各級政府部門公共資金開支，提升公共資金業績。
(1)審查范圍逐漸擴大。
21世紀初，政府有關機構及其下屬單位的業績審計提上日程。審計機構審計重點從以前被審計機構財務收支的客觀性和合法性轉變為被審計機構財務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與此同時，2016年1-11月，國家審計機構完成了21334業績審計項目。其中，審計局完成113個，省級審計機構完成847個，地級審計機構完成6288個，縣級審計機構完成14086個。另外，各省市地方審計機構實施的績效審計項目數量占審計項目總數的31%。其中，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獨立計劃城市均超過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績效考核工作量約占考核總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長10%。
(二)加強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審計局發布了多份文件，規劃了業績審計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國家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大業績審計力度，始終貫穿審計工作，促進發展質量和利益的重大違紀違法問題的暴露和審查力度，促進廉政建設。與此同時，各省市也積極制定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政策，2011年徐州市審計部門發布《徐州市審計機關政府投資項目業績審計操作指南》，規范徐州市業績審計工作，2012年浦東新區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印發浦東新區業績審計方法的通知》，對浦東新區政府部門業績審計提出了實施要求。
(一)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
從我國政府行政結構來看，我國各地市審計機構屬于各地政府，受當地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的指導，受經費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響，業績審計目標和具體任務的制定受當地政府的制約，阻礙審計作用確實有效地發揮，同時審計機構業績審計活動完成后，審計機構發行的審計報告由同級地方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審計，不利于審計工作報告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寶座，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受到制約。另外，審計機構的組成人員審計機構本身只有提案的權利，其人員編制、人事選拔、任免、獎懲均由同級組織部和同級政府審查批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審計機構職能的正常發揮。
*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辦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確扶貧績效評價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
我國政府業績審計起步晚，審計工作的具體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規提到政府業績審計，政府業績審計工作開展的完整法律依據不足，現行《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指出，《審計機關依法獨立檢查被審計機關的會計證明書、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書及其他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相關的資料和資產，監督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行為》，相關法律只進一步明確了該法律規定，但沒有列出具體的審計內容和我國政府的具體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審計相關人員只能通過現有的知識儲存和現有的經驗來探索，審計人員的工作水平也不同，業績審計效果的正確客觀性增加了一定的風險。(3)審計團隊人才結構不合理。
完成政府業績審計需要多個專業審計師團隊。在此期間，中國審計機構主要從事傳統財務審計。審計師的知識結構比較簡單，工程技術、法律、宏觀經濟、對外貿易和計算機專家數量比較少。根據中國審計師知識結構的調查，會計和審計專家占所有審計師的71.8%?？冃Э己艘罂己藦V泛的經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性，要求多樣化、創新的方法和多學科知識。有些審計師很難滿足高標準的績效審計。另外，審計員整體的數量也很少，難以適應大的任務量，水平越低的機構越明顯。
(一)完善獨立監督體制。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僅將地方審計機關正職的任免權接受省級機關，普通審計人員也由省審計廳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審計機關提名，由省審計廳和省人社會局決定，二是地方審計機關經費由省財政廳統一保證，納入省財政預算。由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和財務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提高獨立性，使地方審計部門更有效地對地方政府領導進行審計監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問題。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款，我國政府業績審計推廣和拓展面臨一定的困難。我國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審計報告的公開制度，通過將審計活動的各個階段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向公眾展示。在完善審計報告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體作為中介的作用，及時準確地將審計結果傳遞給社會公眾，擴大政府審計的影響力。其次，要不斷健全審計結果問責制度，加強審計結果的應用，實現審計報告的公開與審計結果問責的有效聯系。
(3)構建合理的評價標準體系。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完善，經濟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業績審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在預算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上，審計機構應積極探索績效考核考核標準，建立全國公認、適用、規范的體系，不斷修改、完善。業績評價體系應當包括預期的目標、決策過程、投入資源和能源、生產效益、對社會效益的影響等，評價指標應當堅持定量和定性的結合，定量指標主要指財務指標，定性指標的確定應以被審計項目的特點和被審計部門的管理特點為基礎。
(四)改善政府業績審計人員結構。
審計團隊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是政府業績審計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審計機構不僅要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還要不斷引進高水平的審計人才，尤其是專業型的審計人員。要提高審計機構的準入門檻，完善審計人員的準入制度，確保招聘人員在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上能夠滿足政府業績審計的要求，確保審計隊伍中的人才能夠勝任其職責。此外，審計機構人員不僅要包括專業審計人員，還要在實際績效審計工作中招聘工科類、經濟管理類等其他專業人員，不斷優化審計人員結構。
全面優化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可有效促進我國審計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但結合政府業績審計在我國起步晚、發展緩慢的現狀，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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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信任為話題范文
政府是指國家進行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機關，是國家表示意志、發布命令和處理事務的機關，實際上是國家代理組織和官吏的總稱。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摘要：自從分稅制模式實施后，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于是我國擴大內需，推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迅速擴張，擴大自己的融資規模。然而這種現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各地政府實施不同的項目，導致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風險嚴重。鑒于此，對政府財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政府財務風險的對策。
關鍵詞：政府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對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導致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政府支出的責任變更非常頻繁，但是沒有相應的財力作為支撐。2008年，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4萬億政策，結合中央政府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融資。大規模的融資導致債務隱性化，債務風險非常嚴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防范各類風險。在風險防控中，政府的債務風險防控是重點，從而有效地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
1.政府財權事權與支出責任不符。自從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稅種劃分成中央稅種和地方稅種。地方的事權不斷增多，導致地方性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資金。地方政府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每年都要融資，產生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強化房地產調控的影響，在轉移支付環節中存在各類問題，不能結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求。在增量調節環節，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增加，但是財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體制內的收入不能彌補財政支出，導致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增加，他們只能通過舉債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
2.政府融資不夠規范。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產生非常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但是資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在融資環節中產生盲目性和隨意性。政府的融資運作效率不高，融資的成本非常高，導致政府投資效率不佳。在融資平臺建設中，資金不足。政府會通過各類方式補充資金，通過挪用年度預算等方式，甚至出現虛假注資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關的管理體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資平臺的建設沒有相關的監督措施加以輔助，采用多頭管理的方式。融資監督機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缺乏法律和公眾的監督，導致商業腐敗的產生。
3.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不完善，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政府性債務，但是債務管理機構尚不完善。債務資金使用不夠規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不能納入到預算管理環節，債務資金不能充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務資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進行全方位的預算管理。政府債務領域的信息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不能及時地回報給人大常委，信息不公開，導致地方性債務的口徑不能完全的納入到預算管理系統中。債務管理的法制建設比較落后，不能結合債務管理建立法律體系。盡管我國制定了《預算法》等，對政府的舉債行為加以約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投資還是越來越多，已經超過政府的財力。
1.提升思想認識，強化債務管理。政府應強化風險認識，防止債務風險擴散為經濟風險，要正確地認識債務風險問題，縱觀大局，做到未雨綢繆。政府應樹立憂患意識，認識到抵御債務風險的緊迫性，也要認識到政府舉債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確保償債有序。強化底線意識，底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線思維的應用，其與風險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要在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高警惕。將國家法律作為“紅線”，做好風險的防范準備工作。政府還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識，杜絕違法違規的舉債行為。有些政府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法治意識比較弱，對于一些懲戒視而不見。因此，政府應樹立法治意識，規范舉債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充分了解政府職能的權限，掌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市場這只無形手的資源配置作用。
2.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債務規模。結合權、責和利相統一的原則，各地區的財權和事權應得到明確，制定財權事權調整機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財權和事權清單，從而提升政府對于財權和事權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完善相關的改革協同配套方案，提升轉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進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債務監督考核問責制度。對考核的方法進行改進，抓住基礎和發展的根基，充分發揮潛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完善政府債務考核和問責制度，建立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債務監督制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監管工作，有效地杜絕違法違規操作，強化責任人制度。對政府債券資金進行全面管理，明確責任主體和財務主體。提升債務信息的透明度，通過政府政務網站的方式，對債務限額明確，建立債務限額報告制度。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對預算情況進行分析。
3.提升政府債務風險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小組，發揮其職能。對政府債務的借、用和還階段進行監督，進行債務管理工作的指導，對于債務風險要實時掌握。當風險發生后，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完善政府債務的預算管理工作，分別對政府債務收入、支出、付息和還本進行預算，防止超預算舉債的發生。各地的人大應發揮審議作用，充分履行監督職能。提升風險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債務管理中，隱性債務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債務管理中，要對各類風險進行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有些政府債務風險防范能力比較差，風險防控機制比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能力，抓住風險產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債務風險是重大風險的類型之一，因此，我國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財務風險，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同時，政府應提升債務風險的化解能力，樹立危機意識。
參考文獻：
[2]胡才龍，魏建國.多任務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激勵契約設計——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5）：118-127.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F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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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巍.當前中國居民政府信任的區域比較[d].濟南：山東大學，2015.
[7]劉人寧.基層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18.
[8]許偉.我國當代政府信任的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摘要：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是政府執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桿。
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之家》的報告中指出，治理有六個基本要素：參與、公開、透明、回應、法治和責任?；貞鳛橹卫淼囊刂?，要求政府在治理過程中，要與老百姓互動，對公眾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能無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貞娇?，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強總理說過，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關切是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標志?；貞嗣袢罕娖谂魏完P切，宏觀上要保證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微觀上要在具體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1.政府回應的內涵。
政府回應，“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作出積極敏感的反應和回復的過程”[1]。
政府回應的兩點要求：其一，政府部門對公眾的需求和提出的問題具有敏感性，要及時作出反應，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礎上，要作出積極有效的回復，滿足公眾需求或解決群眾問題。
政府回應是個互動過程：對公眾來說，可以通過利益訴求渠道表達自身的要求與期望;對政府來說，要及時有效地對公眾的訴求給予反應和回復。政府回應的結果可能是一種積極的表態，表明政府對問題的重視;也可能是對滿足公眾需求，還可能是對公眾要求的一種說服和引導[2]。
2.政府回應的要素。
一是回應主體。也就是“誰回應”，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二是回應對象，也就是“回應誰”，既可以是公民個體，也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大眾。三是回應客體，也就是“回應什么”，指公眾提出的需要政府滿足或解答的訴求。這種訴求可以是明確表達出來的，也可以是潛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也可以是個人的具體訴求。四是回應渠道，也就是“怎么回應”，即回應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應反饋，也就是“回應的如何”，即公眾對政府的回應作出的反應性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反饋給政府。
1.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傳統管制型社會中，政府也要根據社會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會事務相對來說比較簡單，而且公眾很少有機會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會承受太多回應性的壓力。政府之于公眾來說，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對公眾的服務和訴求的回應。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意味著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務者的轉變。服務型政府，以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為宗旨。為了更好地提供服務，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公眾的需求，并及時滿足公眾需要，解決公眾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政府積極有效的回應過程。因此，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內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建立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說文解字看“和諧”二字?！昂汀庇伞昂獭焙汀翱凇睒嫵?，“禾”代表糧食，“口”表示人。據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飯吃?！爸C”由“言”和“皆”構成，“言”指說話、表達，“皆”是全部的意思。據此，“諧”就是指人人都有表達的、說話的權力，能夠暢所欲言。那么“和”“諧”二字連起來，為我們描繪的和諧社會的場景就是：人民在滿足物質生活的同時，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也都能夠得到保障。要實現這樣一副場景，就要增強政府的回應性[3]。
而且，從社會穩定的角度說，政府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對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能夠早發現、早處理、早解決，給予及時回應，才能消除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的穩定發展。
3.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
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過“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講，“塔西佗陷阱”就是當執掌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其說真話還是假話，都會被認為說假話;無論其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做壞事。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當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可謂不嚴重，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會危及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盵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權威的基礎。
提升政府回應能力是增強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政府回應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來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個“產品”，在它的生產過程中，人民的訴求是“需求側”，政府回應就是“供給側”。群眾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呼聲，向政府提出要求，實際上是群眾有對政府產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能夠為人民排憂解難的機構，而政府則通過回應向人民群眾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資源，并使人民知曉政府是關心并愿意保護他們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賴的管理者。在呼應之間，“需求”和“供給”發生了相互作用并對接起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資本，政府公信力亦隨之產生[5]。
在需求與供給間，就像社會經濟領域要從拉動需求轉向供給側改革一樣，政府不僅要及時回應人民提出的需求，更應該積極主動地了解社會發展和人民權益狀況，在需求產生之前主動響應，提高政策水平、提升執政能力、強化服務意識，時刻將改善民生作為政府職能第一要務，以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權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斷產生和穩定增長[5]。
隨著公眾參與意識、表達意識、監督意識的增強，公眾對于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鹽的價格、房屋拆遷的政策、化工廠選址方案這些問題越來越關注，不僅想了解政府部門“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來“怎么辦”。政府“回應”正由選答題變為必答題。坦率地說，中央在深化改革開放、高壓反腐、改進作風、厲行節約等宏觀層面對公眾呼聲給予了積極回應，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回應在新聞事件、網絡爆料等質疑時，仍時常顯得遲疑、被動甚至恐懼。推進民主政治、打造陽光政府依然成為時代潮流。順應時代潮流，“回應社會關切”是政府建設的內在要求，知情、參與、表達和監督是必須保障的公眾權利，因此，各級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必須盡快適應并學會在質疑、追問的“雜音”中執政，就成為一門必修課，無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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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嚴昌.政府回應過程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5]張歐陽.政府回應：政府公信力產生機制的“供給側”[j].江漢論壇，2017（4）.
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么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干部97人（10.2%），非學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干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后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件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2]馮巖.當代中國大學生政治信任研究[d].濟南大學，2015.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F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2]繆婷婷.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d].蘇州：蘇州大學，2016.
[4]高巍.當前中國居民政府信任的區域比較[d].濟南：山東大學，2015.
[7]劉人寧.基層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18.
[8]許偉.我國當代政府信任的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梢?，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于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系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于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關于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于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并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愿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云（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于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存在爭議性，并未有統一的認識，并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征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于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并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于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梢?，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征、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征、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抵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于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臺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愿意選擇相信對方，由于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后，最終使網民趨于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系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于“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以山東省950名青少年學生為調查對象，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與研究，結果發現，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均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顯著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關鍵詞：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
1問題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眾對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們會制定符合民眾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預期的政策結果[1]。青少年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和生力軍，他們的政府信任直接決定了我國政治生態和民主建設的發展與未來。學界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現狀的研究，得出的結果不盡相同。有些研究表明，當代中國青少年政治信任的總體狀況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顯示，當代青少年政治認同度不高且呈工見非均衡狀態[4]。
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是山東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在新舊動能轉換中，各級政府肩負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科技創新，引導產業發展，健全社會保障等重要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目前關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主體方面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家庭情況、人際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眾傳媒等;客體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務水平、公務員的素質、行政執行力等因素[5]。對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種競爭性理論解釋路徑，即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政治參與路徑[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及心理機制的分析模型，見圖1。
什么因素影響山東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種解釋理論預測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對此，本文進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山東省4所中學和4所大學的950名青少年進行調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學生147人（15.5%），高二學生140人（14.7%），高三學生118人（12.4%），大一學生166人（17.5%），大二學生146人（15.4%），大三學生120人（12.6%），大四學生112人（11.8%）;生源地為農村的571人（60.1%），城鎮的為379人（39.9%）;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含預備黨員）的50人（5.3%），非黨員900人（94.7%）;學生干部97人（10.2%），非學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梳理，建構了包含五個因素的大學生政府信任初測問卷，分別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級政府、縣區政府、鄉鎮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徑（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政治參與路徑（制度性參與、非制度行參與）。對初測問卷數據實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終確定正式問卷包括以上4個維度，共19題。問卷中每個維度的信度檢驗結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問卷是穩定可信的。題項信度分析，見表1。
3調查結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
數據結果顯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維結構中，受訪學生各維度的題項均分在3.591-3.704，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量表得分為3.621，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總體狀況，見表2.
青少年在“結果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維度平均值的大小順序為：制度信任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
為了分析和比較理性選擇路徑、社會文化路徑以及政治參與路徑對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構建了四個多元統計分析模型，具體結果見表2。在控制變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結果顯示，性別、年級、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對青少年政府信任沒有統計上的影響，學生干部這一個變量卻具有顯著差異。三種理論解釋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響，見表3。
模型1關注理性選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除制度信任外，過程信任、人員信任、結果信任、生活滿意度均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由此可以推斷理性選擇路徑對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強大的預測作用。
模型2關注社會文化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3關注政治參與路徑對于因變量的影響。結果顯示，政治參與與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關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保留顯著影響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從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0.282+0.137+0.162=0.581），其次為社會文化路徑（0.149），最后為政治參與路徑（0.134）。由此可見三種解釋路徑都對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預測力。
4結論與建議。
從表2可以看出，理性選擇路徑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最強，這與現在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社會背景下，各級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強校園軟硬件建設，熱愛學生、關注學生、善待學生，不斷提高辦學水平，讓青少年切切實實體會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提高廣大青少年的學校滿意度。
社會文化路徑（人際信任）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當前青少年學生的人際信任不容樂觀，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人際信任水平與年代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大學生人際信任正逐年降低[8]。從學校角度來講，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加強青少年的“三觀”培養和教育，增加社會責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斷提高對學校、教師和同學的信任水平。
政治參與路徑對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響。學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選修課、專題講座、主題班會等形式，加強大學生政治主體觀教育，使大學生充分認識其政治權利和義務，增強大學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應該從學生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開設政治實踐活動和政治技能訓練。積極推行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積極與當地政府部門和團群組織協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活動，豐富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經驗。
參考文獻：
[2]馮巖.當代中國大學生政治信任研究[d].濟南大學，2015.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1問題的提出。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人際信任。
在文化主義視角下，人際信任會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巍通過實證研究證實了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民眾越容易相信他人，則更容易信任政府（高巍，2015）。胡榮等學者研究發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度會產生顯著影響（胡榮，2007）。陳天祥構建了包括村內信任和社會信任的影響因素模型，驗證了民眾個人的信任水平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陳天祥，2017）。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眾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劉人寧，2018）。人際信任變量作為文化路徑中重要的解釋變量，對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將其作為自變量的指標之一。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
2.2政府績效。
制度主義路徑認為政府績效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政府信任度的判定，政府績效涵蓋政治、經濟、環境保護等多方面的績效。許偉通過研究發現，政府績效變量對政府信任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驗證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楊培鴻（2007）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公共服務績效作為關鍵性的影響因素，對公民政府信任評價起著重要的作用。陳天祥在研究中國鄉鎮政府的政府信任情況時也將政府績效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陳天祥等，2017）。由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
3研究方法。
3.1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數據來源于國家科技部中國發展戰略研究院聯同西南交通大學開展的“汶川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調查范圍包括四川省5市/州30縣/區共198個行政村/社區，共抽取了30個受災縣中的4950戶住戶，共完成家戶問卷3826份，完成個人問卷3751份。
3.2變量的操作化。
因變量：政府信任變量。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關于政府信任被劃分為對中央政府、省政府、縣/市政府、鄉/鎮/街道四個層級政府的信任，選項分別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對四個信任度賦值為1-4，1代表“完全信任”，4代表“根本不信任”，以此類推。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政府信任”因子。
自變量一：人際信任。
“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狀況調查”問卷中，對人際信任變量操作為題目——對“家人”、“住在你周圍的人”、“市場上的商人/買賣人”、“外地人”、“村干部”、“警察”、“醫生”、“法官”共8種不同類型群體信任情況，答案與測量“政府信任”的答案一致。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根據指標特征，提取出三個因子，分別為“權威信任”、“社會信任”、“鄰里信任”。
自變量二：政府績效。
本研究中關于政府績效感知被測量為居民對“貧困問題”、“貧富差距”、“失業情況”、“空氣污染”、“水污染”、“缺水問題”、“孩子上學不方便”的嚴重程度評價，答案包括“特別嚴重”、“比較嚴重”、“不太嚴重”、“不成問題”四個程度的測量，從“特別嚴重”至“不成問題”分別賦值為1-4。通過因子分析，提取3個公因子為“人民生活”、“環境保護”、“公共服務”。
4研究分析。
4.1相關性分析。
通過相關性分析可知，居民人際信任的三個維度與政府信任的相關顯著性均為0.000，小于0.05，均呈顯著性相關關系，表明民眾個人信任水平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其中權威人群信任維度的得分系數最高，為0.665。
該部分基于因子分析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采取線性回歸方法進一步驗證各影響因素與政府信任的關系，建立了2個回歸模型，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模型1中檢驗的是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國，采用逐步回歸法，將人際信任的3個公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模型1的相關系數為0.678，調整后的r方為0.459。因此，最終建立的模型1包含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3個影響因素。通過anova表考察模型是否有效，該模型回歸的顯著性水平均顯示p0.05，表明回歸程度顯著，可以認為該模型有效。從回歸系數表可知，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616、0.161、0.085，均大于0，說明權威信任、鄰里信任以及社會信任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t檢驗中，權威信任、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模型2檢驗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在研究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回歸中，采用逐步回歸法，將績效感知的3個因子作為自變量，政府信任因子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根據選取自變量的規則p0.05，共選擇了3個變量，包括制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三個維度的變量，建立模型2。根據模型2可知，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及人民生活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79、-0.118、-0.109，絕對值均大于0，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以人民生活各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越高，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程度越低，即政府績效水平與政府信任呈正相關關系，政府績效越好，居民政府信任度越高。t檢驗中，環境保護、公共服務、人民生活和常數項的顯著性p值都小于0.05，因而均有顯著意義。
5研究結論。
本章首先在因子分析以及驗證各影響因素與因變量存在相關性的基礎上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進而驗證了相關假設。具體結論如下：
（1）假設1得到驗證：人際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高;人際信任度越低，政府信任度越低。通過分析發現，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正相關關系。人際信任包括權威信任、社會信任及鄰里信任。其中對權威群體的信任是本研究中影響政府信任最顯著的因素，人際信任對居民的政府信任產生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鄰里信任，社會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最低。
人際信任一直都被當作影響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過實證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如何通過提高居民的人際信任水平從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是當前應該思考的問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知，人際信任中居民對警察、醫生、法官、村干部這類具有一定社會公信力的群體有著較高的信任水平，這與我國傳統的信任特征有關，人們對這部分人群持有敬畏之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當今社會中，這部分過去極具公信力的人群也面臨公信力下降的困境。因此，需提高這部分人群的服務能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際信任中得分最低的是社會信任，即對陌生人的信任水平的解釋。在人際關系越來越“冷漠”的今天，社會信任顯得尤為重要。近年出現的“扶不扶”、“小悅悅”等問題和事件極大的打擊了人們的信任感，使得人們對外界保持極高的警惕心，人們越發地變得更為“冷漠”。因此，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厲打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
（2）假設2得到驗證：政府績效越好，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強。政府績效越差，公民對政府的信任越低。通過回歸分析發現，居民對政府績效的感知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從政府在公共服務、環境保護、人民生活三方面的績效成果來考察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三個維度中環境保護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最為顯著。
政府績效是政府行為的直觀體現，政府績效的好壞直接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是我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研究關于災區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人民生活、公共服務、環境保護方面的績效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提高災區居民政府信任需要提高政府績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2]繆婷婷.政府績效對政府信任的影響[d].蘇州：蘇州大學，2016.
[4]高巍.當前中國居民政府信任的區域比較[d].濟南：山東大學，2015.
[7]劉人寧.基層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18.
[8]許偉.我國當代政府信任的比較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4.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政府機關部門內的人力資源管理中包含的績效管理，常被大家簡稱為政府績效，其是人力資源管理中理論的主要突破環節，也是現代化行政管理不斷創新的結果。政府績效所具有的最大特點就是使用科學的方法、程序以及標準，對政府機關部門的業績、實際工作以及成就進行準確地評價，并在這一基礎上對政府績效環節中的相關內容進行完善以及提升。根據當前政府績效的實際情況來看，需要針對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對政府績效影響進行研究，從而更好地推動我國政府績效的發展。
關鍵詞：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政府績效;影響;策略。
中圖分類號：d630.3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現階段，尤其是部分西方比較發達的國家政府，常選用政府績效評估政府的工作內容，并充分體現出政府績效所具有的作用。這些國家通過政府績效評估，對政府相關工作進行管理，促使行政管理以及社會管理取得了有效的統一，促使社會一體化的高度不斷提升。因此，地方政府落實人力資源相關管理工作，保證人力資源的規劃工作以及人力選拔、配置的高質量完成，促使人力資源管理的水準有所提高，對增加政府績效存在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將主要圍繞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對政府績效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并針對研究內容展開多方面的探索，最終總結出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各環節對政府績效產生的影響。
1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以及政府績效相關概述。
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其實就是當地政府對人力資源進行管理的相關工作，以及協同機制的客觀性描述，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于政府的相關工作[1]。若對人力資源管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的構成以及運行環節主要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政策;人力資源的管理機構;人力資源管理的總量;人力資源實踐環節。如果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待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則該系統正常運行的環節主要包括：人力資源相關規則以及戰略內容;工作分析以及組織設計內容;考核績效內容;薪酬管理;企業員工職業生涯的相關規劃內容;人力資源的招聘內容等;人力資源的相關培訓內容;企業員工之間的關系協調;企業員工的行為監督以及獎罰內容;人力資源的保證等。從人力資源的結構進行分析，能夠發現廣義上政府人力資源管理主要是由行政相關人員、國家權力機關相關人員、黨務機關相關人員、國家監察機關相關人員、國家審判機關相關人員以及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共同組成[2]。
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主要是將提高行政的效率作為目標，并將地方的行政人力資源作為主要的對象，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對其地方政府的人力資源進行規劃、開發、獲取以及維護的主要管理行為。地方政府人力資源內的主要整體是政府部門，該系統的獲取主要是指對公務員的編制管理、考核、職位分析等內容。而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的維護，主要是對公務員的薪酬進行相關的保證，開發則是將提高公務員的素養作為主要的目的，通過績效的管理對公務員展開相關培訓。
地方政府績效作為中多維度的政治學理念，對其進行衡量充分反映了政府內外部存在的各種利益，以及力量之間的平衡狀態。我國政府人力資源績效的評估模式常是根據政府系統內的績效合同進行的相關評估，我國政府與其他部門、部門與官員之間通過績效合同達成的協議量化分解任務，讓各部門分頭實現分解后的任務內容。與此同時，當各部分分頭完成自身的任務的過程中，必要時可以共同或者抽調組成臨時小組完成相關任務內容。我國大多數地級常將績效管理的結果與人事管理制度相結合，從而提高地級政府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的效果[3]。因此，政府部門以及相關工作人員是地級政府人力資源績效管理的主體，其與政府的管理制度存在不可分割的關系。
2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對政府績效的影響。
2.1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地方各級政府中包含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在實際工作中采取的相關策略，與政府績效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能夠發現，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所具有的科學、合理的人才政策，吸引并聚焦了大量的人才。地方政府人力資源通過完善崗位管理制度、培訓教育制度以及考核獎懲制度等，均有助于地方政府建設高質量的人力資管管理團隊，并在提高政府績效的同時，推動地方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發展情況。與此同時，政府作為我國社會組成部分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想要提升地方政府人力資管管理的工作水平，促使人力資源管理的水準有所提高，從而帶動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4]。但是，政府部分人力資源管理的政策作用，沒有充分對政府績效產生作用，很難充分調動公務員對工作產生的熱情以及工作積極性，甚至部分公務員還會對工作出現不滿的情緒，這些情況均嚴重的影響了公務員的工作效率，最終影響政府績效。
2.2職位管理。
地方政府的職位管理對政府績效存在著顯著的作用。從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來看，崗位管理內容是重要的保障。提高崗位的實際管理力度，并結合地方政府未來發展的切實需求，為更多的人才搭建良好的發展道路，讓人才能夠充分實現自身的價值，使人才看到更多的工作希望，從而激發人才的創新能力以及創造能力，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政府績效的管理水平。此外，地方政府還可以積極推廣非領導職務序列，從而緩解部分職務不夠分配的情況，讓更多的人才獲得實現的機會，促使人才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此外，政府的對崗位管理采取相關的措施，可以讓更多的人才對政府工作職位的設置產生一定的了解，并充分掌握相關職位晉升的內容，從而讓政府工作實現公開化以及透明程度，讓人才產生更多的公平感，促使人才朝向預期進行發展[5]。也就是說，政府通過有效的職位管理措施，能夠減少部分人員暗箱操作的可能，并提高人才的認同程度，為人才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氛圍。
2.3人力資源規劃。
人才的選拔以及配置環節，均和政府內部的績效管理存在著正向的關系。處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下，人才資源作為第一的資源，其屬于競爭的主要資源組成部分。政府制定合理的人才管理政策，能吸引較多的人才加入到政府部門中。想要不斷提高政府績效的水準，就需要重視人力資管管理中的人才選拔以及配置環節，加大工作的把控力度，必要時可以選擇經驗豐富的專業型人才，專門負責人才崗位的相關工作，從而構建并完善人才金字塔，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6]。
2.5人才培訓。
根據政府績效的相關要求，政府內部的工作人員，除了需要基本符合要求的政治素養以及理論知識能力之外，還需要具備較高的專業素養水平?，F階段，我國政府的經濟逐漸趨向復雜的趨勢，這就需要政府重視人才團隊的建設工作，并創新自身的管理模式，顯著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水平。根據政府工作的實際需求，從崗位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合理的人才培養方法，不斷挖掘人力資源具有的潛在價值，從而提高政府績效的水平。
2.6人才晉升。
地方政府人力資源完善晉升制度，能夠有效提高系統內人才的工作滿意程度，促使人才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充分發揮自身具有的價值意義，有助于增加政府績效。地方政府內人才的晉升，代表著人才獲得了政府機關的認可，對激發人才的潛在創造力具有較高的積極作用。地方政府為人才制定科學的晉升制度以及渠道，讓人才充分預知努力后可能獲取的發展道路，促使人才為這一發展目標不斷努力，最終通過自身創造的出色業績，成功實現自己的晉升目標[7]。簡單來說，地方政府想要提高政府績效，首先需要重視并滿足人才的價值實現需求，充分調動人才的創造能力以及創新能力，讓人才通過高質量的工作，幫助政府實現績效的目標。
2.7人才參與機制。
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人才參與機制，主要是參與決策的人員大多是領導層人員，雖然基層人員具有提出意見的機會，但較多的基層人員常選擇將精力放在工作上，嚴重缺乏參與的精神。此種情況沒有驗證人才參與機制對政府績效產生的正向作用，嚴重影響了政府績效的水準。
2.8績效評估。
從政府績效評估以及政府內部的績效管理來看，如果能夠充分發揮政府人才資源管理中的績效評估作用，對政府績效存在著積極的影響。政府實施有效的績效考核環節，能夠及時發現人才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實際問題，通過調整并給出建議，可以顯著提高政府績效的水平[8]。
3結束語。
簡而言之，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對政府績效產生的影響比較大，這些影響分別體現在政府機關的各個環節中。在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系統對政府績效產生的影響下，政府需要深刻認識到公務員是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人才，并且公務員也是社會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想要加快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建設，顯著提高政府績效的水平，需要促進人才資本的外溢，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此外，政府機關內的公務員也需提高自身的能力，積極為政府機關奉獻力量，推動政府績效的水準提升。
參考文獻：
[8]劉長江，熊瑩，張寶龍.基于cnki（1998—2016）政府績效研究知識圖譜的量化評析[j].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綜合版），2018，18（7）：51-60.
學校公眾信息撰寫心得體會
隨著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學校的公眾信息傳播越來越受到重視。作為一名學校的宣傳部成員，我有幸參與了本學期的公眾信息撰寫工作。通過這一經歷，我深感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是一項既充滿挑戰又富有啟迪的任務。下面，我想就我的心得體會與大家分享。
首先，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需要充分了解目標受眾。在撰寫公眾信息之前，我們必須明確信息傳播的目標人群是誰，以及他們對什么內容感興趣。只有充分了解受眾才能準確把握信息的傳達重點和方式。例如，對于學生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有關課程安排、校園活動和學術競賽等方面的信息，而對于家長而言，則更關心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和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因此，我們需要針對不同的受眾編寫不同的信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其次，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需注意用語規范。作為學校的公眾信息，我們必須要以正確、規范的語言進行撰寫。首先，要避免使用口語化的表達方式，確保信息的專業性和公信力。其次，要注意避免使用任何歧視性、冒犯性的語言，尊重每個人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同時，盡量使用簡潔清晰的語言，避免使用過多的專業術語。這樣才能更好地傳達信息，讓讀者能夠輕松理解。
再次，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需要注意信息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在撰寫過程中，我們應該嚴謹對待每一個信息，確保其準確無誤。不管是學校的活動通知還是學術研討會的報道，我們都應該進行反復核實，確保沒有錯誤的事實和數據。同時，作為公眾信息的傳播者，我們應該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不應對信息進行任何歪曲或夸大，以保持信息的可信度和公正性。
另外，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需要注意信息的合理組織。在傳達信息時，我們應該盡量將信息進行合理分段和組織，以確保讀者能夠輕松閱讀并理解主要內容。可以通過采用標題、副標題、段落等方式進行信息的分級傳遞，使讀者能夠迅速獲取信息的核心內容。同時，為了避免信息冗長或枯燥，我們還可以加入一些適當的圖片、圖表和實例來豐富信息的呈現形式，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
最后，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需要注意信息的時效性和更新性。隨著時代的發展，信息的更新速度越來越快。因此，在撰寫公眾信息時，我們應該及時獲取最新的資訊，確保信息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同時，我們還應定期更新和刪除過期的信息，以確保讀者能夠獲取到最新、最有價值的信息。
綜上所述，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需要充分了解目標受眾，注意用語規范，準確和客觀地傳達信息，合理組織信息，以及保持信息的時效性和更新性。這是一項需要不斷學習和提高的能力，但通過這些努力，我們可以更好地為學校服務，傳遞正能量，為學校的發展做出貢獻。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梢?，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于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系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于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關于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于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并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愿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云（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于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存在爭議性，并未有統一的認識，并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征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于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并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于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梢?，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征、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征、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抵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于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臺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愿意選擇相信對方，由于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后，最終使網民趨于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系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于“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于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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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政府信任又稱政治信任，一般定義為：在政府或者政治系統運轉過程中，與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的結果或者信念。在最高層面，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對國家的態度。由于政治信任的多層次性，因此其可能是對特定任職者的態度，也可能是對現存制度的態度。根據社會契約論的觀點：政府和公眾之間是一種委托和代理的關系，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同時希望維持相應的權利和利益;而政府代理公眾行使行政權利，并通過履行相應的職能獲得相關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上，一旦政府無法滿足公眾的期望，就會出現信任危機，從而導致兩者之間原有的和諧關系破裂，甚至威脅到社會和國家的穩定。
政府績效視角，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表現進行評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確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經濟總體形勢、政策執行等多方面的影響。在國外的研究中，將公眾不信任政府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費嚴重、政策執行錯誤等原因。
政府績效是影響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關鍵所在。政府績效主要的參考標準是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過程中的行政結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對政府在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的管理能力進行研究[1]。政府的績效是政府執政能力的表現，主要分為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個方面。從理論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對政府工作的順利運作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城市居民中，首先城市居民將政府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城市居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相對較高，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評價相對較低。雖然城市居民對中央政府的評價略低，這也體現出地方政府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和影響，表明了城市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理性。其次政府的績效能夠有效提升政府的信任程度，通過政府決策的透明性、依法治國的執行力度、貧富差距的改善情況、社會治安的管理情況，都會對政府信任程度有所加分。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需求明顯對政府績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結束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多種民生問題，由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執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到國家和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有效措施提升政府績效，為國家轉型提供必要的助力和保證，確保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成都市青白江區公眾信息網
1、義和團運動四川的主要領導人是（廖觀音）。
2、先后鎮壓四川義和團運動的四川總督是（奎俊、岑春煊）。
3、威震川西的義和團女英雄（廖觀音）就義時，年僅（17）歲。4、1888年4月9日，彭家珍出生于今青白江（姚渡）鎮，早年留學（日本），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5、彭家珍勇炸（良弼），被孫中山稱為（“我老彭收功彈丸”）。
6、1980年，彭大將軍專祠被稱為四川?。ㄎ奈锉Ｗo）單位，2003年被定位四川?。◥蹏髁x教育基地）基地。
7、曾留學法國勤工儉學的是（彭鴻章），進步**的發起人是（賴明果）。
8、（伍村舟）是第一個回到青白江開展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1927年，擔任國民革命軍營長的（曾學圃）加入中國共產黨。
9、新中國成立前夕，被殺害于成都十二橋的烈士是（吳惠安），被殺害于成都王建墓的烈士是（劉仲宣）。
10、從青白江區走出去的我黨早期革命家是（劉繼增），1928年3月，他與許權忠、劉志丹、謝子長等，組織領導了（渭化）起義。
11、抗戰初期，青白江區犧牲的三位營長是（耿明、易明道、沈德怡）。12、1938年，在城廂家珍公園內建立的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抗戰中犧牲的（耿明、易明道）兩位烈士。
13、1936年秋，中共地下黨員（趙郁仙）來到當時的城廂中學，任女生部（訓育）主任兼上史地課，向學生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14、1937年秋，（鄧錫侯）在家珍公園鄧公樓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出川抗日，（彭傳梁）被譽為日本空軍的“克星”。
15、新中國成立前，城廂鎮的（卷煙）、紙牌、食品等尤為興盛，唐家寺的（油紙傘）遠近聞名。
16、城廂中學創辦于（1927）年，第一任校長是（曾桂陵）。
17、抗戰時期，銘賢學校內遷至青白江曾家老寨，銘賢學校從中學到大專部在青白江辦學長達（7）年之久。
18、《園藝學和庭院學》的作者是（何澤周）。1981年，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秦季忠）被選為青白江區副區長。
19、開鑿于清代，坐落在青白江區人和鄉的（鎣華祖師石刻摩崖造像、張家兵洞）均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20、在近代青白江地區，（曾道）被稱為“兩袖清風的好官”。
21、近代青白江區著名的革命活動家有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林伯淵）和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何梁）。
21、1917年，（曾道）被北京政府授予“將軍府將軍”街；（余錦源是近代金堂縣軍階最高的一個軍人。）。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
政府是指國家進行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機關，是國家表示意志、發布命令和處理事務的機關，實際上是國家代理組織和官吏的總稱。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歡迎大家前來參考查閱！
政府信任又稱政治信任，一般定義為：在政府或者政治系統運轉過程中，與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的結果或者信念。在最高層面，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對國家的態度。由于政治信任的多層次性，因此其可能是對特定任職者的態度，也可能是對現存制度的態度。根據社會契約論的觀點：政府和公眾之間是一種委托和代理的關系，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同時希望維持相應的權利和利益;而政府代理公眾行使行政權利，并通過履行相應的職能獲得相關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上，一旦政府無法滿足公眾的期望，就會出現信任危機，從而導致兩者之間原有的和諧關系破裂，甚至威脅到社會和國家的穩定。
政府績效視角，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表現進行評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確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個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經濟總體形勢、政策執行等多方面的影響。在國外的研究中，將公眾不信任政府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費嚴重、政策執行錯誤等原因。
政府績效是影響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關鍵所在。政府績效主要的參考標準是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過程中的行政結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對政府在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的管理能力進行研究[1]。政府的績效是政府執政能力的表現，主要分為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個方面。從理論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對政府工作的順利運作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城市居民中，首先城市居民將政府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城市居民對地方政府的評價相對較高，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評價相對較低。雖然城市居民對中央政府的評價略低，這也體現出地方政府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和影響，表明了城市居民對政府信任的理性。其次政府的績效能夠有效提升政府的信任程度，通過政府決策的透明性、依法治國的執行力度、貧富差距的改善情況、社會治安的管理情況，都會對政府信任程度有所加分。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需求明顯對政府績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結束語。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多種民生問題，由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政府的執政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到國家和社會的良性發展。因此，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有效措施提升政府績效，為國家轉型提供必要的助力和保證，確保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政府業績評價與傳統政府部門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種新的管理模式，體現了時代發展對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評價作為政府業績管理的重要機制，能夠有效地進行外部平衡，彌補傳統政府自我評價的缺陷，在促進我國服務型政府變革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推進作用。從西方國家實施第三者評價的經驗來看，第三者是指與被評價對象和服務對象獨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評價對象(第一者)、被服務對象(第二者)沒有行政所屬關系和利益關系，也被稱為獨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國家，政府業績第三者的評價多由一些專業的非政府組織(ngo)作為評價機構。這些非政府組織可以保證第三者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要求。
從實踐層面看，中國政府業績的傳統評價模式以內部進行的自我評價為主，成為運動員和裁判員，評價過程關閉，評價效果差，影響政府的信賴力。近年來大力發展的政府業績第三方評價，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賴力，有助于完善政府業績監督機制。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重視政府業績評價，從西方參考經驗，從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政府業績評價的理論研究，至今為止。
止，基于我國具體情況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有了十幾年的實踐經驗。在這一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因此，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實際問題，分析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未來發展趨勢，能夠有助于豐富相關理論，引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更好地發展。
第三方評估與傳統的政府自我評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觀性以及獨立性，還具有公正性和專業性等優勢，能夠有力改變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傳統局面，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第三方評估在實踐過程中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獨立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應該得到保障的就是“獨立性”。然而在我國，由于相關法制尚不健全，對于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夠明確，因此在實踐過程中，第三方在評估政府績效時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預，缺乏獨立性。這樣的情況容易造成評估結果失真、評估結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無法保障，評估結果容易遭受質疑，從而喪失第三方評估的意義和作用。
（二）權威性問題。
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權威性主要依托于評估機構的“專業性”。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主要由部分高?；蛞恍┥虡I評估機構承擔，這些評估機構的專業性達標與否還得由“官方”說了算。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評估獨立性和權威性的“諾斯悖論”：想要獲得獨立性就必須具有權威性，想要具有權威性就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認可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喪失獨立性。
（三）專業性問題。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起步較晚，到現在為止也只不過積累了短短十幾年的實踐經驗，與二戰前就開始有實踐經驗的一些西方國家相比，在專業性程度上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國目前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機構的資格設置還缺乏一個相對完善的標準，因此各個機構的專業化水平良莠不一，專業人才不足，在評估指標設計、量化分析以及評估結果運用等方面都還存在各種問題。
（四）硬件設施與技術保障問題。
與商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相比，這個問題在高校參與的政府績效評估過程中更為嚴重?，F在已經是信息時代，在評估過程中運用智能終端設備能夠有效提高評估效率、提高評估準確性。然而在許多實踐中，硬件設施與相關技術得不到保障，評估過程中依然只能采用傳統的評估方式，費時又費力。
（五）評估結果的反饋與應用問題。
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發現政府在工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實踐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現象。一些政府機構對第三方評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第三方評估只是“走過場”，抱著這種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對第三方評估結果的反饋和應用，這樣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評估的結果淪為“花瓶”。
（一）評估機構更加具有獨立性、權威性和專業性。
隨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第三方評估人才的不斷培養，未來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將更加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同時對于第三方評估機構資格的設置標準也在不斷完善，有利于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將朝著更加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二）商業性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增多。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商業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與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強獨立性、設備與技術保障更完善等優點。未來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可能會朝著商業性的方向發展，或是以高校與商業性第三方評估機構合作的方式來開展針對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
（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的引入與運用。
隨著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的不斷發展，評估結果的運用成效也日益顯現，政府對于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越來越重視，第三方評估正在逐漸有力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未來，依托于更加先進的信息技術，第三方評估的過程能夠變得更加透明、公正公平和公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也能夠更加全面、具體。在有授權的情況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可以通過互聯網等平臺公開，供廣大科研工作者進行學術研究和使用，也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和媒體通過這些公開的評估結果數據對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根據問題分析和未來發展趨勢分析，要更好地發展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緊扣國情、借鑒國外。
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實踐起步較晚，因此可以借鑒許多國外已有的理論或經驗，在緊扣我國國情的基礎之上進行實踐，不斷進行理論豐富和創新，最終形成與我國實際情況更加符合的、具有我國特色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理論，能夠從實踐層面上更好地指導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的發展。
（二）做好法制保障、制度建設與監督工作。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與管理制度，能夠有效提升第三方評估機構的獨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建立健全的對第三方法評估機構的監管制度、準入機制、行業標準，才能夠有利于我國第三方評估機構健康、長久地發展。
（三）推進相關技術運用與開發。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相關科學技術的成熟與運用是一個行業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在已有的實踐基礎上，還應該大力推進與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相關的技術開發與運用。例如智能輔助評估終端、評估數據和結果信息的網絡化管理等等，都是非常有助于提升評估效率和科學性的技術。
綜上所述，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在我國的實踐中依然還存在一些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總的發展趨勢是好的，是在不斷向前的。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的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也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開始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機制、開始重視第三方評估結果的作用、開始公開和反饋第三方評估的結果與數據。未來，我國政府績效第三方評估一定會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為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提升政府行政水平、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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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質教育的宗旨是以人為本，面向全體學生，使人人學有專長，從而大面積提高教學質量。這就要求我們要更新觀念，重視后進生，關心后進生，研究后進生，幫助后進生，轉化后進生。
關鍵詞：關愛;尊重;信任;后進生。
沒有愛的教育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對后進生的愛尤為重要，后進生對教師給予的愛就像茁壯成長的小樹渴望雨露和太陽。一些后進生是留守學生，一些是由于家庭上的煩惱，生活上的困難影響了學習。后進生往往因成績不理想，有自卑心理而愧于見老師，更不會主動地向老師提問。長此以往，問題越聚越多，學習就越來越感到困難;教師必須與后進生有所溝通，與他們建立感情，讓他們真正體會到老師對他們真誠的關愛，在心理上有親切感，信任感，老師愿意與他們交朋友。古人曰：“親其師，信其道?！睈鄣牧α渴菬o窮的，把我們無私的、真摯的愛傾注給后進生，打開他們心靈的窗戶，讓他們沐浴陽光，感受溫暖。
教育也是一種尊重，蘇霍姆林斯基說：“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質來說，就在于讓學生始終體驗到自己的尊嚴感：我是一個勤奮的腦力勞動者，是祖國的好公民，是父母的好兒女，是一個有著高尚的志趣、激情和不斷取得進步的完美的人?！痹鯓涌创筮M生，把他們看成什么樣的人，對他們的態度，一直是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在平時教學中不自覺地對他們冷眼相看，對他們的關注不夠，有偏見，會使他們在人格上有自卑感，在學習中缺少自信，尊重他們做人的尊嚴和價值，平等公正地對待他們，課堂上有意對他們投送親切的目光和友好的微笑，讓他們回答一些較容易的問題，回答有困難時給予引導性的提示，答對了便進行表揚，鼓勵。這樣增強了后進生的自尊心，可以使他們感到自己和所有的同學一樣，都是集體的一份。尊重后進生，贊賞他們的興趣、愛好、特長及微小的進步，是轉化后進生的關鍵。
后進生由于學習不理想或紀律性差，長期受到排斥，他們一般都心虛，對外界很敏感，他們內心深處渴望得到老師和同學的理解和信任。根據后進生的心理特點，教師在轉化工作時，不能持有偏見，應對他們充分信任，要善于捕捉他們身上的閃光點，給予肯定，并及時給予鼓勵，使他們的心理上得到滿足，教師要適時的，不斷地鼓勵他們把這些閃光點發揚光大，去照亮那些偏“暗”的方面。在生活和學習中，多與他們接觸，多參與他們的討論，使他們感受教師的關心和幫助，感受到自己在班集體中的重要地位，從而加強他們的自律意識，促使他們良好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習慣的養成。使他們樹立起“我能行”“我也行”的觀念，實現身心如一的轉化，并在健康發展中發揮他們的潛能。
后進生不是永恒的，作為教師只要找準轉化后進生的有效方法，以身作則，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關愛、尊重、信任他們，使這些遲開的花轉變得更加燦爛，鮮艷，芳香四溢。
一排排整齊的小樓房，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敞亮地開著，走過去，幾乎能看見每家每戶的大客廳。大彩電、八仙桌、冰箱，一應皆有，條件早己不比城里差。在這個安靜的小山村，那一座座敞開的樓房，就像敞開的懷抱，隨時歡迎著遠方客人的到來。
鎮上每逢農歷的一、四、七都有集市，方圓十里的鄉親們都會趕著日子去鎮上進行買賣活動。小超市、小商鋪、小地攤，—下子比平常熱鬧了好幾分。母親見我一年難得回一次家，便吆喝著全家去趕集，匆匆忙忙，沒來得及跟鄰居打招呼，便到村口的公交站去趕公交車去了。走的時候，母親沒鎖門，我提醒了—下，母親說：沒事，我們從來不鎖門。
中午吃飯的時候，為了讓我安心吃飯，父親抱著外孫女串門去了。街頭巷尾的鄰居們都開著門，父親如同在自家一樣悠閑地抱著孩子四處串門。他抱著孩子先在巷尾的良叔家聊了一會天，良叔家的孫女和我閨女一般大，兩個小小孩樂呵呵地在地墊上打滾。等他家要開始吃飯了，他又接著抱著孩子去了村頭的菁姨家，直到覺得我吃得差不多了，才抱孩子回家來。
吃完飯，兒子閑得無聊，約了堂妹家的哥哥一起去村里的小廣場玩去了，打籃球、玩雙杠，不一會玩得滿頭大汗，口渴得不行。兒子想回外婆家喝水，廣場邊的阿姨走出來：“還回外婆家喝水干嘛呀，來我家喝吧，喝完了繼續痛快地玩”。兒子果真去人家家里喝了水，玩了—下午才回來。
在這個安靜的村莊，鄰居家的門時常都敞開著，喝水、聊天，是經常有的事。人們可以自由地逛逛這家遛遛那家，侃大山、話閑篇、逗小孩，大家都樂在其中。每逢過年閑下來的時候，大家也一起打牌，贏的輸的都是塊塊錢，圖的是一份輕松娛樂。因為門敞開著，熱鬧的聲音便傳了出來，成了村子里美好的詠嘆調，此起彼伏，一片歡樂。
記得母親有一次得了急性闌尾炎，父親正好不在家，兒女又不在身邊，一個人疼得走不了路，趴在門口疼得直叫。幸好鄰居及時發現，迅速送去了醫院，母親的病才得到了及時的治療。要不是敞開著門，鄰居也就聽不到叫喊聲，也沒那么快能及時趕到。感謝這個不成文的習慣，讓鄰里之間的關愛得到了延續。
[摘要]自從新媒體迅速發展，我國網民規模大幅度擴大。文章運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調查的公開數據，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現狀以及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間，政府信任度呈現“央強地弱”的總體格局。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中央政府的影響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關鍵詞]新媒體;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響。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政治生活與網絡媒介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可見，網民是民眾的一部分，網民在網上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意愿，體現強大真實的民意。而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疇的兩個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測量上，人際信任屬于社會信任的領域。韋伯（1995）將其劃分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為基礎，也稱和陌生人之間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緣或裙帶關系為紐帶，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體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眾對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網民的政府信任度不僅能夠反映民眾政府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和國家政府信任的未來趨勢。諸多學者在關于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中，均一致認為人際信任特別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礎，普遍信任可以作為解釋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變量。且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網民獲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網民能從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時地了解官方媒體未能及時報道的事態發展與事實真相，可能更能客觀、理性地看待政府行為。因此，本文在借鑒前人關于人際信任與政治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運用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利用spss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以了解當前網民對政府信任的現狀以及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程度。
1文獻回顧與述評。
普遍信任是社會關系網絡中重要的社會資本組成要素之一，長期以來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他們通過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得出不同的結論。尤斯拉納（2006）在研究中發現，政府部門之間信任水平會隨著人際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會隨之發生影響，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際信任對政府信任產生正向影響。而stolle（1998）認為，普遍信任會對自己所屬的公共組織產生負向影響，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時，還有部分學者認為人際信任與政府信任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如帕特南（2011）認為應該從理論上區分人際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關系。
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將普遍信任作為解釋變量、政府信任作為被解釋變量來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如謝治菊（2013）在基于江浙和貴州高校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普遍信任的增強對政府信任的提升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張海良、許偉（2015）在探討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會隨之產生正向影響。趙慧增、王思琦（2016）以西南交通大學為例，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與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影響程度更大。
相較于大量學者研究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認為信任可以分為政府信任和社會信任，兩者是屬于不同范疇的概念，并將政府信任作為自變量，普遍信任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得出了相應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05）在對波蘭的實證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態勢的提高促進了公眾間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08）等認為，政府信任是影響公眾信任他人的重要影響因素，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進公眾信任社會其他人。
關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研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社會經濟、依法行政、社會治安狀況等政府績效發展良好會提高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政府信任度。（胡榮、胡康等，2011）從公眾的角度來說，公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展現了他們的互惠態度、社會網絡和人際信任的結果，政府關注公民的要求，對行政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公民的意愿得以表達，最終促進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14）從傳播的角度來看，媒體對政府形象的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公眾更關注媒體，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會事件各種觀點，進而更能客觀、理性看待政府行為，相應地會表現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態度。此外，劉建平、周云（2017）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時，提出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會對政府信任產生影響。盧海陽、鄭逸芳等（2016）基于對我國16個城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引入公共政策滿意度及對政府工作滿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現得更加顯著。
總的來說，前人對普遍信任與政府信任的關系研究存在爭議性，并未有統一的認識，并且國內外研究以理論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較少。從政府信任影響因素來看，其潛變量還有待深入探究，學者大多從人口學特征變量、政府績效論、社會資本論等潛變量來研究，可能疏漏了關于公眾對公共政策等滿意度的影響研究。并且，新媒體時代迅速發展，網民隊伍不斷擴大，媒體因素對政府信任程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國內外學者基于網民群體的檢驗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致力于通過cgss2015調查數據深入探討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2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定。
2.1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變量的名稱、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本文將政治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選取問卷中的問題“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請問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們”加以測量，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且網民對中央政府比較信任比例最高，約占36.33%，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個百分比?？梢?，我國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顯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這與謝星泉（2015）在研究政治信任結構與群體性事件中認為我國公民“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趨勢相一致。
本文將普遍信任作為自變量，選取“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進行數據處理，將選項“非常不信任”“比較不信任”“一般”“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分別賦值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網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結果發現，我國網民對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與“比較信任”之間，約為3.27。如表4所示，網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為“一般”，約占36.68%，其次為“比較信任”，約占35.98%。
朱春奎等（2017）認為性別、年齡、收入、教育程度等社會人口屬性因素對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盧海陽等（2016）在公共政策滿意度與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認為人口學特征、公共政策滿意度等方面對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響。羅龍真（2014）在基于cgss2010對政府信任與社會信任關聯性實證研究中將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會公平感等作為控制變量，實證檢驗了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人口學特征、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和時政關注頻率為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
3網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對政府信任有正向影響，本文對網民的政府信任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學特征、民主政策滿意度以及普遍信任變量對網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統計結果見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響。
模型1和模型2顯示，在控制人口學變量及民主政治滿意度、主觀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等控制變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負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影響系數分別為-0.694和-0.248。這表明，網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這與現有的相關的實證研究相抵觸，如張海良，許偉等基于數據cgss2010對人際信任、社會公平與政府信任關系的實證研究。由于研究群體的不同，選取控制變量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會有所不同。本文認為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負向影響的解釋是：本文選取cgss2015網民社會意識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新媒體背景下，網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臺與他人交流，剛開始他們愿意選擇相信對方，由于網絡的虛擬世界存在很多動機不純或者帶有不良目的的行為，經過多起網絡交友失范事件報道后，最終使網民趨于培養理性的信任態度，讓政府信任度有較大的改變，由此對政府信任產生負向影響。
3.2人口學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系數分別為0.349和0.012。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這是我國“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體現;其次，無論在勞動力市場還是政治參與中，性別歧視是常見的現象，這種刻板印象會直接影響公眾對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長期以來女性便對政府產生較低額度的信任值。而年齡、政治面貌、學歷、職業等其他人口學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顯著。
3.3其他控制變量的影響。
在模型1、模型2中，網民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未產生顯著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1.675和0.530。第一，公眾在生活中獲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現出來，由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這與劉明明（2016）在對“社會信任對公眾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的結論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執行對公眾基本生活以及權益保障有著較大程度的影響，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還需地方政府的試點以及真正執行，加之公眾主觀幸福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政府信任度，最終主觀幸福感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更大。而民主政治滿意度、時政關注頻率均未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產生顯著影響。
4結論與討論。
通過數據調查結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信任狀況方面，我國網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為2.78，介于“一般”和“比較信任”之間，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顯高于地方政府，分別為3.01、1.97，呈現“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方面，普遍信任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對地方政府信任影響不顯著。性別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對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不顯著。網民的主觀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響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對中央政府產生顯著影響。其他控制變量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響均不顯著。
本文研究的創新點主要有：第一，選擇在新媒體背景下考察網民的普遍信任狀況，更具有針對性和新穎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測量有無普遍信任協變量，其他潛在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研究結論證實了普遍信任對政府信任度有促進作用，同時也證實了其他潛在變量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第三，運用實證方法，為學術界關于普遍信任度對政府信任度的影響爭論提供新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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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我國政府審計工作的改善，業績審計在政府監督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闡述了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深入分析了中國政府發展績效審計的必要性，揭示了當前政府績效審計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最后從審計觀念、審計監督制度、審計法律環境和預算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優化政府績效審計途徑的建議，為中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高效合理運行和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業績審計審計監督優化路徑公共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對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關注度也日益提高，為了加強政府責任，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產生了政府業績評價。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政府審計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以業績審計為政府審計的重要內容，成為政府審計的新發展趨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審計尚不成熟，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問題，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績效審計體系成為我國政府審計的關鍵。
(一)是建設廉潔透明服務型政府的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積極安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如今，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政府公共財政支出成為社會焦點問題。政府績效考核的主要內容是對政府官員在任期間的工作情況和成果進行績效考核和財政資金運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考核，政府績效考核的開展拓寬了考核監督的領域和范圍，加強了考核機構在行政監督中的作用，增強了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感，減少了腐敗事件的發生，進一步避免了大量經濟損失的發生，為建設高效透明的服務型政府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2)是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的需要。
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公共管理投入增加，但公共建設相關項目從立項到最終完成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審查，項目實施時失去最佳實施時機，同時浪費大量人力物力，這些現象的出現強調政府機構工作管理效率低，人浮于事件。審計機構在對政府部門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過程中，對公共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配置效果等方面進行審查，有效管理和評價政府權力的使用，提高政府行政服務的工作效率水平。
(3)是保證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需要。
近年來，中國財政支出呈現穩定增長態勢。但由于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完善，財政支出表現相對較低。從近年來的開支來看，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所用的地方財政金額差異較大，人員資金開支已成為主要部分。該支出嚴重限制了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因此需要加強對政府財政資金的監管和分配。根據政府財政資源有限的基本國情，及時對財政監督財政開支，能夠有效控制各級政府部門公共資金開支，提升公共資金業績。
(1)審查范圍逐漸擴大。
21世紀初，政府有關機構及其下屬單位的業績審計提上日程。審計機構審計重點從以前被審計機構財務收支的客觀性和合法性轉變為被審計機構財務資源使用的有效性和經濟性。與此同時，2016年1-11月，國家審計機構完成了21334業績審計項目。其中，審計局完成113個，省級審計機構完成847個，地級審計機構完成6288個，縣級審計機構完成14086個。另外，各省市地方審計機構實施的績效審計項目數量占審計項目總數的31%。其中，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獨立計劃城市均超過這一平均水平。2017年1-11月，績效考核工作量約占考核總工作量的一半左右，比2016年同期增長10%。
(二)加強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審計局發布了多份文件，規劃了業績審計的發展方向，十三五國家審計工作的發展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大業績審計力度，始終貫穿審計工作，促進發展質量和利益的重大違紀違法問題的暴露和審查力度，促進廉政建設。與此同時，各省市也積極制定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政策，2011年徐州市審計部門發布《徐州市審計機關政府投資項目業績審計操作指南》，規范徐州市業績審計工作，2012年浦東新區人民政府發布《關于印發浦東新區業績審計方法的通知》，對浦東新區政府部門業績審計提出了實施要求。
(一)審計機構缺乏獨立性。
從我國政府行政結構來看，我國各地市審計機構屬于各地政府，受當地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的指導，受經費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影響，業績審計目標和具體任務的制定受當地政府的制約，阻礙審計作用確實有效地發揮，同時審計機構業績審計活動完成后，審計機構發行的審計報告由同級地方政府和上級審計機構審計，不利于審計工作報告的完整性和客觀性寶座，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受到制約。另外，審計機構的組成人員審計機構本身只有提案的權利，其人員編制、人事選拔、任免、獎懲均由同級組織部和同級政府審查批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審計機構職能的正常發揮。
*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計劃辦公室:ppp模式支持正確扶貧績效評價研究(hb18gl058)。
(二)缺乏相關法律法規的指導。
我國政府業績審計起步晚，審計工作的具體方法和程序尚不成熟，目前只有少量法律法規提到政府業績審計，政府業績審計工作開展的完整法律依據不足，現行《審計法實施條例》第二條指出，《審計機關依法獨立檢查被審計機關的會計證明書、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書及其他與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相關的資料和資產，監督財政收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行為》，相關法律只進一步明確了該法律規定，但沒有列出具體的審計內容和我國政府的具體規定。在這種背景下，審計相關人員只能通過現有的知識儲存和現有的經驗來探索，審計人員的工作水平也不同，業績審計效果的正確客觀性增加了一定的風險。(3)審計團隊人才結構不合理。
完成政府業績審計需要多個專業審計師團隊。在此期間，中國審計機構主要從事傳統財務審計。審計師的知識結構比較簡單，工程技術、法律、宏觀經濟、對外貿易和計算機專家數量比較少。根據中國審計師知識結構的調查，會計和審計專家占所有審計師的71.8%?？冃Э己艘罂己藦V泛的經濟和管理活動的有效性，要求多樣化、創新的方法和多學科知識。有些審計師很難滿足高標準的績效審計。另外，審計員整體的數量也很少，難以適應大的任務量，水平越低的機構越明顯。
(一)完善獨立監督體制。
一是要進一步加強垂直管理改革力度。不僅將地方審計機關正職的任免權接受省級機關，普通審計人員也由省審計廳管理，招聘、提拔、任免由地方審計機關提名，由省審計廳和省人社會局決定，二是地方審計機關經費由省財政廳統一保證，納入省財政預算。由此可以將人力資源和財務完全獨立于地方政府和財政部門，提高獨立性，使地方審計部門更有效地對地方政府領導進行審計監督，更有力地揭示和反映問題。
(二)健全相關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條款，我國政府業績審計推廣和拓展面臨一定的困難。我國立法機關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政府業績審計相關法律制度。首先要完善審計報告的公開制度，通過將審計活動的各個階段以審計報告的形式向公眾展示。在完善審計報告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體作為中介的作用，及時準確地將審計結果傳遞給社會公眾，擴大政府審計的影響力。其次，要不斷健全審計結果問責制度，加強審計結果的應用，實現審計報告的公開與審計結果問責的有效聯系。
(3)構建合理的評價標準體系。
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完善，經濟性和利益性也是政府業績審計應該關注的重要內容。在預算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上，審計機構應積極探索績效考核考核標準，建立全國公認、適用、規范的體系，不斷修改、完善。業績評價體系應當包括預期的目標、決策過程、投入資源和能源、生產效益、對社會效益的影響等，評價指標應當堅持定量和定性的結合，定量指標主要指財務指標，定性指標的確定應以被審計項目的特點和被審計部門的管理特點為基礎。
(四)改善政府業績審計人員結構。
審計團隊人員的綜合素質和業務能力是政府業績審計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審計機構不僅要提高現有審計人員的綜合素質能力，還要不斷引進高水平的審計人才，尤其是專業型的審計人員。要提高審計機構的準入門檻，完善審計人員的準入制度，確保招聘人員在綜合素質和業務水平上能夠滿足政府業績審計的要求，確保審計隊伍中的人才能夠勝任其職責。此外，審計機構人員不僅要包括專業審計人員，還要在實際績效審計工作中招聘工科類、經濟管理類等其他專業人員，不斷優化審計人員結構。
全面優化我國政府業績審計可有效促進我國審計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建設，但結合政府業績審計在我國起步晚、發展緩慢的現狀，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引導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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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信任反映了居民對政府的認可程度，是政府政策執行的基礎。汶川的地震災區居民政府信任水平沒有隨著災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得到相應的提升，通過運用“汶川地震十周年居民生活情況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探究了人際信任、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績效、人際信任均對政府信任產生顯著的影響。
關鍵詞：災區居民;政府信任;人際信任;政府績效。
2008年汶川8.0級特大地震給震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和生命安全損失，我國政府在救災所表現出的強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通過政府的各項震后恢復政策，使得汶川災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獲得歷史性機遇，基礎公共社會高水平重構，產業發展能力也持續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相對于震前有較大幅度提高。
較高的政府信任度會有效降低政府運行的成本，于政府及公民都是有利的。而政府信任會受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在突發事件發生的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執行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更為顯著。政府信任作為公民對政府的主觀評價，受諸多因素的影響?，F有的研究中不乏對政府影響因素的探討，程倩認為，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本質內涵，政府信任關系是公民對政府及其政策執行過程中各相關要素、政策執行過程以及政策執行結果的心理預期。在二者的關系解釋上，政府高校的運作過程以及較好的績效水平可以帶來良好的政府信任水平，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程倩，2011）?？婃面谜J為，影響政府信任的因素具體包括政府作為、政府績效以及新聞媒體的興起（繆婷婷，2016）。在關鍵時期，政府政策對居民的政府信任影響更為顯著。在突發事件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往往受領導者的價值觀以及政府政策執行情況的影響，政府信任與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受災民眾的真誠關懷和激勵呈顯著正相關的影響（王璐，2008）。
因此，本文在梳理了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基于“汶川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十周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影響災區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2.1人際信任。
學校公眾信息撰寫心得體會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學校的公眾信息傳播越來越重要。作為一名學校信息部的成員，我有幸參與了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工作，通過這一過程，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寫作能力，也深刻領悟到了信息傳播的重要性。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學校公眾信息撰寫中的心得體會。
首先，在公眾信息撰寫中，準確的信息是最為關鍵的。作為輿論的傳播者，我們有責任確保所傳播的信息是真實準確的。因此，在撰寫公眾信息時，我們要在多個渠道獲取信息，盡量親自采訪相關人士，確保獲得的信息權威可信。此外，我們要注重信息的時效性，及時更新信息以滿足讀者的需求。準確的信息不僅能夠保證信息的有效傳播，也能夠增強公眾對學校的信任度。
其次，在公眾信息撰寫中，語言表達的規范性和清晰度很重要。信息部作為學校的宣傳窗口，我們的信息撰寫既要確保行文規范，又要使讀者能夠迅速理解。為此，我們要避免使用過于專業的術語，盡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此外，我們還要注重文風的穩定統一，以保持整體的風格一致性，提升信息的品質。
同時，在撰寫公眾信息時，傳遞正能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名學校信息部的成員，我們要時刻牢記自己是為學校傳遞信息的使者，我們的言行會影響到學校的形象與聲譽。因此，我們要盡量選擇一些正能量的新聞事件進行撰寫，鼓舞人心、激發學生的積極性。我們要善于發現學校中的先進人物和事跡，積極宣傳他們的優秀品質，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激發學生的追求卓越的熱情。
此外，在公眾信息撰寫中，與讀者的互動也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要時刻關注讀者的閱讀需求和反饋意見，根據讀者的反饋及時調整信息的撰寫方式和內容。通過與讀者的互動，我們可以了解到讀者的需求和期望，從而更好地提供符合讀者需求的公眾信息。同時，我們還可以借助社交媒體等渠道進行信息傳播，與讀者進行更直接的互動交流。
最后，在公眾信息撰寫中，團隊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作為學校信息部的成員，我們要時刻與其他成員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協作，互相激發創意，相互監督，共同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注重團隊建設與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鼓勵成員之間相互學習，共同進步。只有通過團隊的合作，我們才能夠把學校的公眾信息撰寫工作做得更好，傳遞出更多有效的信息。
總之，學校公眾信息撰寫對于傳遞學校形象和宣傳精神非常重要。在學校公眾信息撰寫中，我們要注重準確的信息、規范的語言表達、傳遞正能量、與讀者的互動和團隊合作。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我們可以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同時也可以為學校傳播正面健康的信息，促進學校的良性循環。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公眾信息撰寫工作將會越做越好！
成都市青白江區公眾信息網
1四川義和團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6月17日，與前來搜捕的華陽縣團練發生沖突，揭開了川西義和團武裝起義的序幕。
2先后鎮壓四川義和團的總督分別是。
3威震川西的義和團女英雄就義時，年僅。
4、1888生于今青白江區，早年曾留學。1906年，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開始秘密從事反清活動。
5了不朽功勛，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贊為“我老彭收功彈丸”，追贈大將軍銜。
6、1980年被列為2003年，被定為育基地。7曾留法勤工儉學的是彭鴻章，進步**的發起人是賴明果。
81927年，擔任國民革命軍營長的曾學圃加入中國共產黨。
9新中國成立前夕，被殺害于成都十二橋的烈士是。1949年12月，被殺害于成都十二橋的烈士是吳惠安。被殺害于成都王建墓的烈士是劉仲宣。
10從青白江區走出去的我黨早期革命家是，1928年3月，他與許權忠、劉志丹、謝子長等，組織領導了渭化起義。
11抗日戰爭初期，青白江區犧牲的三位營長是他們分別在南京保。
衛戰、南口戰役和武漢會戰中英勇犧牲。
12、1938年，在城廂家珍公園內建立的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易明道和沈德怡兩位烈士。、1936年秋，中共地下黨員主任兼上史地課，向學生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14、1937年秋，在城廂公園鄧公樓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出川抗日；被譽為日本空軍的克星。
15新中國成立前，城廂鎮的傘遠近聞名。
16城廂中學（原金堂縣立中學）創辦于1927年，第一任校長是。
17抗日戰爭時期，內遷至青白江區姚渡鎮曾家老寨，銘賢學校從中學部到大專部在青白江區辦學長達年之久?！秷@藝學庭院學》的作者是何澤周。1981年，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江區副區長。
19.開鑿于清代坐落在青白江區人和鄉的崟華祖師石刻摩崖造像、張家兵洞均有一定藝術價值。20在近代青白江區，21近代青白江區著名的革命活動家有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會的林伯淵和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何梁。
22、近代金堂縣軍階最高的一個軍人是余錦源。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雖然我國已經開始認識到政府部門服務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多種方式不斷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然而，在進行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也需要注重以人為本的理念。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在應用以人為本理念的過程中，依然存在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思想認識方面存在不足。
為了更好地在政府績效管理過程中應用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對相關理念有著深入認識，充分挖掘以人為本理念的內涵。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思想認識還存在不足：首先，很多政府部門依然沒有認識到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重要性，認為績效管理體系無法取得應有的效果，而且還浪費人力物力，對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并無益處。其次，我國受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影響嚴重，導致很多政府部門并沒有重視以人為本理念，在進行政府部門辦公的過程中，依然采取高高在上的態度，導致民眾投訴政府部門工作態度的事件頻繁發生。最后，很多政府部門在進行績效管理的過程中，過分地重視自身的利益，如果以人為本理念沒有觸及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那么工作人員并不重視以人為本理念的普及和應用，從而導致政府績效管理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瓶頸。
2、政府績效管理無法體現人文關懷。
目前，雖然很多政府部門為了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在進行績效管理過程中，將以人為本的理念應用其中，但是卻僅僅停留在表面，沒有更好地體現人文關懷。主要表現在：第一，很多政府部門為了更好地應用以人為本理念進行績效管理，在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時，往往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強制要求民眾對其工作水平進行認可，導致考核數據不準確，考核不公正的現象發生，無法更好地體現績效考核的公平、公正、公開理念。第二，很多政府部門將績效管理流于表面，雖然對工作人員進行績效考核，但是考核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內定的，因此無法更好地提高工作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無法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
3、加重政府或民眾的負擔。
在政府績效考核的過程中加入以人為本的理念，如果應用不合理很可能會造成政府或者民眾負擔的情況出現：第一，目前，我國很多政府部門都是非營利性的組織，政府本身在推動績效管理或者以人為本理念落實的過程中動力不足，如果強制使用以人為本理念，可能會加重政府工作的負擔;第二，如果政府部門加重負擔，那么很可能將這部分負擔轉嫁到普通民眾的身上，導致民眾使用政府工作的成本增高，也不利于普及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的管理工作中。
綜上，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滲透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因此，本文在分析了這些問題成因的基礎上，進而提出相應的完善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高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
以人為本理念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績效管理效果，所以必須要提高政府部門對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視程度：首先，需要對政府相關部門人員進行思想教育，使其充分認識到以人為本理念的重要性，學習以人為本理念的深刻含義，更好地將其應用到政府部門的工作中，從而提高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更好地為民眾提供相關服務;其次，政府績效機制不僅僅關系到政府部門的未來發展，而且也對民眾的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必須要充分落實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程度，從而更好地樹立政府部門“正直、廉潔、公正”的形象。
2、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中，不僅需要保持績效考核的公正性，而且還需要體現民眾的根本利益，可以參考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部門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部門，因此必須要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在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同時，需要重視群眾的意見，因此需要建立政府績效的反饋機制，使人民群眾參與到政府績效的考核過程中，接受群眾對政府服務的監督和反饋;第二，政府需要改變以往的官僚主義思想，充分認識到群眾的位置，堅定政府部門的服務地位，切實維護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3、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以人為本理念應用到政府績效管理的部門中，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第一，確保政府績效管理的公平公正，從而能夠對政府部門相關人員的工作內容進行科學合理地評價，對其長處進行表揚，對其不足予以指正，從而能夠更好地促進政府部門人員工作能力和服務能力的提高;第二，政府績效管理人員應該認識到，采用績效管理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為群眾服務，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提高政府人員的服務水平，避免因為績效考核損害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切忌過度損害工作人員的相關利益。
4、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
人民群眾是政府的服務對象，因此有權利也有責任對政府部門的服務效果進行評價，所以為了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需要鼓勵群眾參與政府績效管理：第一，當群眾去政府部門中進行事務辦理時，可以對服務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進行評價，從而能夠更好地從群眾角度了解到政府部門的工作程度，真正了解群眾關心的內容;第二，建立群眾意見反饋渠道，當群眾在辦理事務時，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覺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通過特定渠道進行反饋，政府部門需要積極歸納群眾的意見，對合理的意見進行采納，從而能夠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水平。
綜上所述，我們不僅看到了目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類突出問題，更意識到了以人為本理念在政府績效管理工作中滲透的重要意義。為了更好地打造服務型政府部門，我們需要對政府相關人員的工作進行評價和管理，并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使得評價的結果公平、公正、合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成效。與此同時，作者也希望借助本課題的研究，在社會上引起人們對政府績效管理工作創新改革的深刻關注，促使更多的社會專家、學者廣泛的參與到本課題的研究中來，有效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促使政府績效管理工作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2]李彥婭，何植民.基于科學發展觀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構建研究[j].人才資源開發，2007（06）9-10.
以“政府績效與公眾信任”為撰寫小論文范文
摘要：自從分稅制模式實施后，出現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大，于是我國擴大內需，推出了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開始迅速擴張，擴大自己的融資規模。然而這種現象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各地政府實施不同的項目，導致政府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風險嚴重。鑒于此，對政府財務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政府財務風險的對策。
關鍵詞：政府債務;財務風險;防范對策。
我國從1994年開始進行分稅制改革，導致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政府支出的責任變更非常頻繁，但是沒有相應的財力作為支撐。2008年，我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4萬億政策，結合中央政府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開展了各種形式的融資。大規模的融資導致債務隱性化，債務風險非常嚴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防范各類風險。在風險防控中，政府的債務風險防控是重點，從而有效地預防金融風險的發生。
1.政府財權事權與支出責任不符。自從1994年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后，稅種劃分成中央稅種和地方稅種。地方的事權不斷增多，導致地方性政府財政支出越來越多。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更多的資金。地方政府為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每年都要融資，產生債務風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受到中央強化房地產調控的影響，在轉移支付環節中存在各類問題，不能結合地方政府的實際需求。在增量調節環節，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增加，但是財權非常有限。地方政府體制內的收入不能彌補財政支出，導致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增加，他們只能通過舉債的方式彌補財政不足。
2.政府融資不夠規范。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產生非常大的隨意性。地方政府常常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但是資金還是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地方政府開始建立各類融資平臺，在融資環節中產生盲目性和隨意性。政府的融資運作效率不高，融資的成本非常高，導致政府投資效率不佳。在融資平臺建設中，資金不足。政府會通過各類方式補充資金，通過挪用年度預算等方式，甚至出現虛假注資的方式。政府在融資方面，相關的管理體制存在缺陷，很多融資平臺的建設沒有相關的監督措施加以輔助，采用多頭管理的方式。融資監督機制尚未建立，政府在融資環節中，缺乏法律和公眾的監督，導致商業腐敗的產生。
3.政府債務管理機制不夠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機構不完善，盡管我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政府性債務，但是債務管理機構尚不完善。債務資金使用不夠規范，有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不能納入到預算管理環節，債務資金不能充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務資金管理效果不好，不能進行全方位的預算管理。政府債務領域的信息不夠透明，地方政府的融資情況不能及時地回報給人大常委，信息不公開，導致地方性債務的口徑不能完全的納入到預算管理系統中。債務管理的法制建設比較落后，不能結合債務管理建立法律體系。盡管我國制定了《預算法》等，對政府的舉債行為加以約束，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政府投資還是越來越多，已經超過政府的財力。
1.提升思想認識，強化債務管理。政府應強化風險認識，防止債務風險擴散為經濟風險，要正確地認識債務風險問題，縱觀大局，做到未雨綢繆。政府應樹立憂患意識，認識到抵御債務風險的緊迫性，也要認識到政府舉債對當地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確保償債有序。強化底線意識，底線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線思維的應用，其與風險意識是相輔相成的，政府要在對現實情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高警惕。將國家法律作為“紅線”，做好風險的防范準備工作。政府還要提升自身的法治意識，杜絕違法違規的舉債行為。有些政府的領導干部，他們的法治意識比較弱，對于一些懲戒視而不見。因此，政府應樹立法治意識，規范舉債行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充分了解政府職能的權限，掌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強化政府職能的轉變，發揮市場這只無形手的資源配置作用。
2.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有效地抑制政府債務規模。結合權、責和利相統一的原則，各地區的財權和事權應得到明確，制定財權事權調整機制，形成完整和清晰的財權和事權清單，從而提升政府對于財權和事權改革的可操作性。建立相應的配套措施，完善相關的改革協同配套方案，提升轉移支付制度的可操作性。進行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債務監督考核問責制度。對考核的方法進行改進，抓住基礎和發展的根基，充分發揮潛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完善政府債務考核和問責制度，建立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理念。在新政策背景下，完善債務監督制度，對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的監管工作，有效地杜絕違法違規操作，強化責任人制度。對政府債券資金進行全面管理，明確責任主體和財務主體。提升債務信息的透明度，通過政府政務網站的方式，對債務限額明確，建立債務限額報告制度。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對預算情況進行分析。
3.提升政府債務風險管理能力。建立政府債務管理小組，發揮其職能。對政府債務的借、用和還階段進行監督，進行債務管理工作的指導，對于債務風險要實時掌握。當風險發生后，應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完善政府債務的預算管理工作，分別對政府債務收入、支出、付息和還本進行預算，防止超預算舉債的發生。各地的人大應發揮審議作用，充分履行監督職能。提升風險化解的能力，在政府債務管理中，隱性債務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在債務管理中，要對各類風險進行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有些政府債務風險防范能力比較差，風險防控機制比較落后。因此，要提升政府債務風險化解能力，抓住風險產生的主要因素。
政府債務風險是重大風險的類型之一，因此，我國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政府財務風險，促進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同時，政府應提升債務風險的化解能力，樹立危機意識。
參考文獻：
[2]胡才龍，魏建國.多任務委托代理模型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激勵契約設計——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5）：118-127.
學校公眾信息撰寫心得體會
第一段：引言（200字）。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和傳播已經成為現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名學生，在參與學校公眾信息撰寫的過程中，我收獲良多。這不僅提高了我的寫作能力，還培養了我的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在這篇文章中，我將分享我在學校公眾信息撰寫中的心得體會。
第二段：提高寫作能力（200字）。
??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對我的寫作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在撰寫學校公眾信息時，我們必須做到信息準確、簡潔明了，讓讀者能夠迅速了解到我們要傳達的信息。這需要我鍛煉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提高寫作水平。除了文字表達，寫作還需要有良好的結構和邏輯，讓讀者能夠順暢地理解和接受信息。通過不斷的實踐和反思，我的寫作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第三段：培養團隊合作能力（200字）。
??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通常是由一個團隊合作完成的。在團隊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和職責，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我學會了更好地與他人合作，明確分工、溝通交流、協調資源。這不僅提高了我的團隊合作能力，還培養了我的組織協調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同時，學會傾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靈活調整自己的觀點和做法，讓團隊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務。
第四段：注重信息傳遞效果（200字）。
??在學校公眾信息撰寫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信息傳遞效果的重要性。一份好的公眾信息不僅要準確傳達信息，還需要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讓他們愿意閱讀并理解。因此，撰寫公眾信息時必須注重選擇合適的語言和表達方式，用簡潔明了的語言描述問題，使受眾能夠快速、準確地理解信息的核心內容。同時，結合不同受眾的特點和需求，采取合適的傳播渠道和形式，提高信息的傳播效果。
第五段：總結（200字）。
??通過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我不僅提高了寫作能力，還培養了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注重信息傳遞效果。這些對我日后的學習和工作都將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我還意識到學校公眾信息的撰寫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需要不斷實踐和積累經驗。我將繼續努力，不斷提升自己在學校公眾信息撰寫方面的能力，為學校提供更加優質的公眾信息服務。